请先把《鹑之奔奔（一声）》的诗序和正文阅读三遍：
诗序：《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
第一章：鹑之奔奔，鹊之彊彊（音姜）。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第二章：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一、题解：
《鄘风》第一篇《柏舟》是“共姜自誓”，表达的是共姜在丈夫已亡的情况下，能够坚守礼义贞节，誓不放弃。这就相当于说，国家一旦灭亡，这样的人才是国家复兴的唯一希望，即使最终结果未能复兴，也是坚守气节者。
第二篇《墙有茨》是“卫人刺其上”，表达的是“卫人”对公子顽与宣姜淫乱之行的讥刺。《邶风》的最后一首诗，已经意味着卫国的灭亡；《墙有茨》所说的“卫人”，意味着什么呢？按照“春秋大义”之说，意味着卫国已经无“君”，卫君已经不宜再有爵位。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顽和宣姜竟然丝毫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卫宣公已死，而君子的下一代“公子顽”，其淫乱比之于卫宣公，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卫宣公已死，而其夫人宣姜，其心其性，比之于共姜，可谓霄壤之别、正反相对。
第三篇《君子偕老》，虽然是“刺卫夫人”之诗，却又是从正面说了，什么样的人，才是可以“偕老之人”。因此，其中有正反两方面。可以说是对公子顽和“卫夫人宣姜”的严重讥刺，又是给天下之人一个判定“偕老之人”的标准。
第四篇《桑中》是“刺奔”之诗，所“刺”的是卫国的“公室”、“世族”的“淫奔之风”，这种“淫奔”之风已经从宫廷弥漫到了各位世族之家，而且到了“荒淫无耻”的地步，而国家已经到了“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的程度。由此可见，淫乱之害有多大。
到了第五篇《鹑之奔奔》，又是“刺卫宣姜”。《诗经》为何如此不厌其烦呢？我们当然可以从“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来理解，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诗经》是一片仁心地在告诫世人，尤其是身在君臣之位的人，决不可失去礼义，更不能失去廉耻。
固然，此诗不是圣人所作，但是，《诗经》之中的诗篇却都是圣人之心的体现，都是圣人以此来行教化。如果我们仅仅从“讥刺”的角度去理解，那也应该是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角度理解，而不要从“揭露批判”的角度去理解。
正因如此，《鹑之奔奔》一诗就像《君子偕老》那样，还是先从正面来讲夫妇之正道。“鹑”是鸟的一种，“奔奔”是“鸟类雌雄相随之貌”，意味着夫妇应该“相随相伴”，而不是各自分飞，更不能荒淫无耻。
二、诗序讲解
诗序说：“《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本来这位“姜氏”是卫宣公要给儿子姬伋所娶的妻，却半路劫夺而成了自己的“夫人”，这还怪不得“姜氏”，所以，《邶风·新台》序称之“伋之妻”。
所谓“刺卫宣姜”，是在“姜氏”顺从了卫宣公之后，才称之为“宣姜”。可是，卫宣公死后，却与“公子顽”淫乱，为什么还称之为“宣姜”呢？既然是“宣姜”，就意味着这位“姜氏”礼应像“共姜”那样“守义”。
可能有人会说：“宣姜”之所以成为卫宣公的夫人，史实上也是齐国人迫使的，所以，“宣姜”也是可悲之人；既然如此，在卫宣公死后，“宣姜”要“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与“公子顽”在一起，还有什么可“讥刺”的呢？
这种说法本身就好比“断案不清”。从做人来说，“德”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也是个人操守的问题；有“德”之人，不应因为所谓“寻找自己的幸福”而违背道德礼义，因此，“可悲”与“同情”，不能成为“淫乱”的理由。
有一种说法，说此诗不是“刺卫宣姜”，而是“刺卫宣公”，因而从“史实”考据上下了很大功夫。其实，我们所学的是《诗经》，“经”虽然不是编造事实，但是，毕竟不是为了记述史实，而是为了以史明道、以诗明道。
何况我们这里所学的是《毛诗》，虽然我们不局限于“家法”，但不能不顾“家法”。所以，我们不去过多地考证史实，而是依据《毛诗》的《诗序》来“明道”。再说，《诗序》所说的“刺卫宣姜”，所针对的绝不仅仅是“宣姜”。
那么，怎么理解“刺卫宣姜”呢？其实，这里的“卫宣姜”只是一个“象”，通过这个具体人物，我们应该知晓的道理是：“做人莫做这样的人，做事莫做这样的事。”这样，我们也就算是没有白学这首诗。
所谓“卫人以为”，意味着诗中所表达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看法，而是“卫国国人”的共同看法。“国人”与“国民”不同，“国人”所指的是所有“有良心”、“有礼义廉耻之心”的“人”。毕竟“国民”之中也有失去“良心”、“礼义廉耻”之人。
所谓“宣姜，鹑鹊之不若”，意思是说，宣姜不如鹑鹊。鹑鹊是禽鸟，宣姜是人，为什么跟禽鸟相比较呢？从人的角度来说，禽鸟之心，禽鸟之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禽鸟之行，所以，这是从“行为”而言，不是侧重“德”。
鹑鹊之行尚且如此，作为一个人，即使是其心其德修养不够，总还有个“良心”吧？只要稍微有一点“良心”，也就不会做出“公子顽”与“宣姜”那样荒谬无耻的淫乱之事。对一个人，一旦到了无法“责其心”，而只是“责其行”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三、第一章讲解：
原文：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要说“鹑之奔奔，鹊之彊彊”，我们就必须先从“鹑鹊”来说。可是，《毛诗正义》之中，没有说这里为什么用“鹑鹊”这两个“象”。可是，《诗经》中的每一首诗，用什么文字、什么象，甚至文字的顺序，都无不讲究。
按《本草》之说：“鹑大如鸡雏，头细而无尾，有斑点，雄者足高，雌者足卑。”这是说“鹑”的样子。现在一般都使用“鹌鹑”这个词语，其实，“鹌鹑”还是有所不同。古人把羽毛无斑点的叫做鹌，有斑点的叫做鹑，后来人们就把两者混称为鹌鹑。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不是“鹑”的形状、分类，而是其寓意。《康熙字典》说：“《陆佃云》：‘鹑无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鸟性淳，飞不附草，行不越草，遇草横前，即旋行避之，故曰鹑。”这里所说的两点，应该是此诗取义的原因之一。
《康熙字典》又说：“《山海经》：‘昆仑之丘有鸟，名鹑鸟。是司帝之百服。’又星名。《埤（音皮）雅》：‘南方朱鸟七宿（音秀），曰鹑首、鹑火、鹑尾。”这应该是此诗取义的原因之二。从以上两个原因，我们就可以理解此诗中的“鹑”之象了。
从所取的第一个意思来说，鹑有“淳”之义，亦即“淳朴”，这是从“本性”上来说，与下文“人之无良”的“良”字相呼应。因为“鹑无常居，而有常匹”，所以使用了“奔奔”这个词。“奔奔”就是指雌雄之鹑，虽然居无定所，却一直相随相从，而不分离。
从所取的第二个意思来说，“司帝之百服”的“鹑鸟”，可以用来象征宫廷之中负责君主服饰之官，可以是男挺热，也可以是女。从下文的“我以为兄”来说，应该是指男人，所以，应该是指“公子顽”，而不是君主，也不是指“宣姜”。
再说“鹊之彊彊”。如何理解“鹊”这个“象”呢？参照《召南·鹊巢》可以推断。其中开头就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里的“鹊”是指国君，“鸠”则是指夫人。所以，这里的“鹊”应该是指国君，但是，“公子顽”却不是国君。与鹑的不同，是鹊有巢。
合起来说，意思就是，如果是鹑，当然是雌雄相随，同宿双飞；如果是鹊，也是雌雄相随、同宿同行。无论是鹑还是鹊，都是各随其同类，但是，“宣姜”是夫人，“公子顽”却是晚辈而且不是国君，更不是“宣姜”应该同宿同飞的“卫宣公”。
所谓“彊彊”，《毛传》说：“彊音姜。”“彊”在这里应该是作为“疆”的假借字，但是，又不能说全是假借字之义。为什么呢？因为“疆”的本字就是“畺”。《说文解字》说：“畺，界也。从畕（音姜）。三，其介画也。”
“畕”是相邻的两块田地，“畺”中的三个横画，就是这样的界线和连线。“畺”加上“弓”，则表示用武器、武力保护田地疆界，以免受到侵犯。所以，“彊”字同时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受保护的疆域，另一个是用来保护疆域的武力。
后来，“彊”的前一个含义逐渐消失，只剩下了后一个含义，与“强”的意义相接近了，于是，就在“彊”字上加了个“土”，从而出现了“疆”这个字。因此，“彊彊”不能写成“强强”，“自强不息”也不能写成“自彊不息”。
从这两个含义，我们就可以解释“彊彊”之义了。“鹊之彊彊”的意思是说，雌雄喜鹊，不仅要相守相随，而且会共同守护它们的巢穴，也不能侵犯其他喜鹊的巢穴。喜鹊尚且能够如此，人有礼义，就更应该遵守礼义，至少应该像喜鹊一样吧？
然而，“公子顽”和“宣姜”却不能守各自的“家”而侵犯别人的“家”。这也就是他们“鹑鹊之不如”的地方了。由此而引发出国人的议论和讥刺：“人之不良，我以为兄。”意思是说，那个人实在是不良，我们的国君却还是把他当作兄长。
怎么叫做“不良”？是失去了良心、良知。所谓良心，是人生来就有的善心，只不过自己不知有此善心，却能自然发挥作用而已；所谓良知，是来自良心的自然知觉，遇到事物之后凭借良心而做出的自然判断。
因此，所谓“人之不良”，没有明说是谁，但是，不用说也可知，所指的是公子顽。他能做出如此乱伦的事情，本身就已经不顾良心了，因此也就谈不到良知了。不顾良心、失去良知，就像泛滥的洪水了。
“我以为兄”的“我”在这里是指“卫人”；“兄”是指“国君的兄长”。“君”是指卫惠公，“公子顽”是卫惠公的兄长。可是，如果直接按照“我以为兄”的句式来说，就成了“卫人认为是卫惠公的兄长”，这样就讲不通了。
那么，应该怎么理解呢？须知，“公子顽”确实是“卫惠公”的兄长，这是事实。可是，事实上的兄长，却不等于说确实符合兄长的标准。其中的含义在于，卫惠公竟然能会有这样的兄长，卫惠公竟然能承认这样的兄长，尤其是卫人不愿意卫惠公有这样的兄长。
总起来说，其中的意思是，卫人认为，公子顽这样的人不配做卫惠公的兄长，卫人耻于有这样的人是国君的兄长。其实，其中主要是对宣姜的不满，其次是对公子顽的不满，再次则是对卫惠公的不满。
四、第二章讲解：
原文：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这一章的前两句，与第一章只有顺序的不同，而文字没有丝毫不同。可是，这种顺序上的颠倒，也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这要从“鹊之彊彊，鹑之奔奔”这两句的不同来理解。
“鹊之彊彊”，所侧重的是首先是能守而不侵；“鹑之奔奔”，所侧重的首先是能从而不弃。由此来说，“宣姜”既不是能守的，也不是能从的；而且“宣姜”是“公子顽”的长辈，又是“国夫人”，所以，全诗侧重于“刺宣姜”。
然而，第一章表面看来是“刺公子顽”，但是，问题在于，虽然说“卫宣公”并非善类，但是，在“卫宣公”已死的情况下，“宣姜”毕竟还可以守义；然而，她不仅不能守义，而且还与一个根本就“不良”的“公子顽”发生淫乱关系。
难道“宣姜”跟一个有德之人发生淫乱关系就可以肯定吗？当然不是。因为有德之人，就不会去做如此的淫乱之事，否则，也就不是有德之人了。无论如何，“宣姜”身为长辈、国夫人，应当负主要责任，这是此诗“刺宣姜”的原因所在。
第一章先说“鹑之奔奔”，在于人首先要有淳朴的“良心”、“良知”，然后能遵守最起码的规矩，然后能守而不侵。如果“宣姜”能有此“良心”、“良知”，即使是“公子顽”想要侵犯，也不可能得逞；如果能知相从之礼，也不会妄从他人。
第二章先说“鹊之彊彊”，在于人首先要能守礼义，能守礼义，自然不会侵犯他人；能守礼义，自然能知相从之义，也能知所从之人，由此而守住其淳朴的“良心”、“良知”。可是，“宣姜”不能守礼义，当然不能安其居，也不能知其所当从。
“宣姜”既不能守，又不能从，原因在于“不良”，所以，这里所说的“人之不良”是指“宣姜”之“不良”。如此“不良”之人，竟然身居“国夫人”之位，这固然是“宣姜”之“不良”，也是国君之“不明”。那么，失去良心的仅仅是“宣姜”和“公子顽”吗？
所谓“我以为君”，其中的“君”是指“小君”，也就是“国夫人”。这里的“我”也是“卫人”，意思是说，“卫人”实在不想有这样的“国夫人”，却竟然会有这样的“国夫人”。“宣姜”已经失去良心而恬不知耻了，然而，“卫人”却感到永恒的羞耻。
可是，我们学习此诗，更应该考虑到，“宣姜”之所以到了失去“良心”、“良知”的地步，是怎么一步一步如此的呢？两三千年之前的“宣姜”、“公子顽”，已经遗臭两三千年了，受害者是他们自己，是其家人、国人，我们是不是有她们最初的那种欲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