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子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1】由道而有德，道为德之源；修德，可以明道；德全，可以合道。“志于道”，谓心之所向、行之所至皆合于“道”也。心之所向，是心之事；行之所至，是身之事。心为身之主，心合于道，而后身之所行方能合于道，是故，“志于道”在于“心”。

首先，“道为德之源”，是故“志于道”，而后可谓自得其源。有源之水，方能源源不断；有源之德，方能不枯不竭。其次，“修德，可以明道；德全，可以合道”，是故，“志于道”必由“修德”、“全德”而致。有道为源，亦须修德而使之清而不浊、充沛浩然。

道在人之上，是人所当遵；路在人之下，是人所当行；道与路之合，在于人之行。是故，“志于道”在于所行无不遵道、无不合道。遵道在心，心无不正，然后能无不遵道；合道在性，尽性、率性，然后能无不合道。

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于人而言，则在于“人之性”。是故，并非到“性”之外寻得一个“道”，是故，《中庸》曰“率性之谓道”。“率性”者，以“性”率其“心”，以“心”率其“身”，以“身”行其“天命”。“志于道”者，志在“心行不二”也。

若向“性”之外寻“道”，则是以“道”为玄虚之物，终究不能知“道”；若舍弃“躬行”而言“心性”，则可谓“空谈心性”。因此，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至善，至善而后知性，知性而后见性，见性而后尽性，尽性而后通天人，道天人而后合道。

【2】“据於德”者，心所执守在于德、心之所发不失其德也。德者，“得”之于天，而存之于心；“据”者，可执可守。只因“德”是己之所得，故可以执守；若非己之所有，则难以为据。“据”字“从手，居声”，当细思之。

以“居”为表声之象，犹如人之有宅可安居，犹如人之有大地可生息。“手”，用以操作、行事者也。是故，由“居”而言，人当于平时修养其“德”；由“手”而言，人于遇事遇物之时，必当执守其“德”而不失之，如此方可不违“道”。

“德”虽得之于“道”，然而，“德”不修养，则不足以为据，一旦遇事遇物，则心受事物左右，因此而偏离正心、失去其德。是故，“德”不可不修不养。如何修养？固然在于平时读圣贤之书、见贤思齐，但亦必于待人接物时历练。

“德”字“从心”，人得之于“道”者却谓之“善性”。初得之“善性”，犹如种子、芽苗；所谓“修养”，即使之成长，以至于成熟，以至于结果。在“修养”过程中，若遇旱涝风雹，必当防护，方能有结果。果实不丰硕，则不足以成其用。

既然“人得于道者事善性”，何以“德”字“从心”？“性”如“君”，“心”如“臣”，“身”如“民”也。“君”之政教，必由“臣”以行之；“民”之事，必由“臣”以主之。“性”必由“心”呈现，“身”必以“心”为主导。

有误以为“修德必于无人之静处”者，是不知何谓“静”之所致也。《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先贤有言曰：“不是不动方是静，不妄动即是静。”能知“止于至善”，且坚定不移，便是“不妄动”之“静”。

【3】“德”之本，在于“仁”。“仁义礼智信”，总言之则谓之“德”，分言之则谓之“五常”。“仁义礼智”与“春夏秋冬”相联系而言，“仁”如春季所发之芽苗，“礼”如夏季生长之草木，“义”如秋季之果实，“智”如冬季所藏之种子。故曰“仁”为德之本。

然则，“信”何在？四季中夏秋之际谓之长夏，长夏是阴阳转换之枢机。无“信”，则“仁义”便是“假仁、假义”，“礼智”便是“虚礼、狡诈”；“仁义礼智”缺一不可，惟有四者俱全，而且一以贯之，然后“信”可成。

“依于仁”者，不违“人心之德”也。何以谓“仁”为“人心之德”？“仁者，人也。”是故，“仁”是就“人心”而言，而与“道心”、“天心”有所不同。虽“心”由“性”主宰，但是，“性”是“仁”之源，“仁”乃是待人接物之“心”，而非心中所藏之宝物。

于“仁”何以曰“依”？《说文解字》曰：“依，倚也。从人，衣声。”人之为人，身必穿衣，裸体见人则为耻；人之接人待物，必倚于“仁心”，“不仁”则只是“衣冠禽兽”而已，是故，人之言行举止必“依于仁”而后可。

何以不能“依于义”？“仁”者，是从“待人接物”发心之所同而言；“义”者，是从“待人接物”有异而合宜而言。譬如，臣之于君，君合道则臣从之，君不合道则臣不从，此谓之“义”；无论君是否合道，待君之心不可违于“仁”。

“道德仁”三者之中，以“性”为贯通。尽性而可以上达者，道也；得之于道，藏之于心、养而成性者，德也；由性而发于心、应于事者，仁也。守养其“仁”，可以成“德”；修养其“德”，可以达“道”。此是从其同、从其统而言。

《道德经》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何也？一者，失道而后，人方知德之可贵；失德而后，人方知仁之可贵。再者，天下无道，惟有修德者可使天下回归于有道；人而无德，惟有存养仁心者可成其德。此是从其异、从其统而言。

【4】所谓“游于艺”，与前三者不同。何谓“艺”？本义为“栽种”或“种植”，此处之“艺”，非用本义，乃是用其引申义。儒学所言之“六艺”有二，一为“礼乐射御书数”，是技能培养；二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是道德修养。

“培养”与“修养”，均是“艺”之引申义。教以“礼乐射御书数”，固然是培养技能，然而，只知培养技能，不可谓之“儒学”，惟由此而明物理、事理、道理，然后可谓之“儒学”。“六经”为何称为“六艺”？由所学而谓之“经”，由修养而谓之“艺”。

何谓“游”？其本义为旌旗上起装饰作用之垂缨，以其随风飘动如水流，故谓之“游”。由此而引申为游动于水中。然而，或如人之游泳，时入时出，而非长久在其中；或如鱼在水中，须臾不可离于水。惟“道”不可须臾离，于“艺”则非是，故当取前者之义。

“游于艺”者，视“艺”如“水”，于当游之时则入乎其中，既入其中，则当如鱼之在水；然而，人毕竟是人而非鱼，故于当出之时则出乎其外。由此而言，于“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以及“六经”之“六艺”，则随其时学习、玩味、涵泳以得其理。

为何对“艺”须“游”？“道”不可须臾离，“德”不可暂时不修，“仁”不可片刻不依，然而，“艺”却不非时刻不止。学习“六艺”，乃是学道、修德、成仁之途，同时，道、德、仁则用以指导“艺”、体现于“艺”，亦即体现于日常生活之中。

【5】朱子曰：“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志于道”，而后能不失其“德”；“据於德”，而后能有“仁”可依；“依于仁”，而后能言行无违于“仁”。

王船山先生《读四书大全说》曰：“志道、据德、依仁，有先后而无轻重；志道、据德、依仁之与游艺，有轻重而无先后。”为何“志道、据德、依仁之与游艺”有“轻重”？“艺”非“志道、据德、依仁”而后方有，故不可以“先后”而言。

再者，无“道、德、仁”，则“艺”未必合乎“道”，乃至或许用“艺”而行“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是故，“大人之学”，必以“道、德、仁”为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无不是从“道、德、仁”而言。

然而，学者所“重”，在于“志道、据德、依仁”，却不可“轻”于“艺”。何也？“道、德、仁”非游离于“艺”外之空言。未学“圣贤君子之道”者，未必无“礼乐射御书数”之“技艺”，但惟有能明晓“技艺”中之“至理”，然后“技艺”能用以行其“道”。

学习“六经之文”，亦“游于艺”之一。在春秋时代之后，倘若不学“六经之文”，其“成仁”、“修德”并非必然无成，却必终生摸索、试验，而至于“事倍功半”；倘若学习“六经之文”只是为了成其“艺”，则终究是“小人儒”而已。

【6】朱子《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音又）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皆“小学”之所当学，可谓“小学之艺”。“小学之艺”，不等于“小人之艺”，然而，倘若学者止足于擅长其“艺”，乃至以此“艺”求其名利欲望之满足，则终究是“小人之艺”，不足以入“大学之道”。

是故，“小学”之时，师之所教者，不及“六经之文”，不“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是“学不可躐等”之义，然而，为师者必自明“大学之道”，将“道、德、仁”贯穿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教学中。

学者于十五岁之后，所学及于“六经之文”，绝非放弃“‘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当此之时，为师者必“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不仅使之能“能其事、知其然”，且使之能“知其事之理、知其所以然”，“使自得之”。

倘若为师者自身不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正道”，则所教虽是“六经之文”，却未必合乎“圣贤君子之道”；倘若学者不能“志于道，据於德，依于仁”，则沉溺于“艺”而不能出；“鱼”之在水而不离水，是当然；“人”之在水而不出，非“人”之所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