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46：《论语·颜渊》017（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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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1】“政”在“自正正人”。所谓“自正”，非一时之正，一令之正，而在于无所不正、始终如一。如何能“无所不正”？其法在于“居之”，其道亦在于“居之”。由“法”而言，“居之”谓“存正于心”。入于心者无不正，心中所存者无不正，则由心所出者无不正。

由“道”而言，“居之”谓“居心于正之源”。“正之源”何在？即“性”也。“心”由“性”发，犹如“泉”由“源”出。何以谓之“法”？何以谓之“道”？未能见性之人，能“存正于心”，则“正”如其“库存”；见性而后，“正”由“性”出，方能源源不断。

“法”，可效法；“性”，不可效法。若未见性，能“法”亦可；惟有见性，方能知“道”。是故，从“法”或从“道”，强求不得。“无倦”，并非“始终如一”；惟有“无倦”，方能“始终如一”。是故，朱子曰：“无倦，则始终如一。”

如何能“始终如一”？由“法”而言，“存正于心”须永无懈怠以“存”之，莫使“入不敷出”，方有可能“始终如一”，如此虽能趋于“无所不正”，但终难“无所不正”；其“无所倦怠”，亦必赖于“坚持”、“坚守”。心有一懈怠，言行之不正者不止于一。

由“道”而言，惟有“正心源于善性”，方能自然而然，以至于“无所不正”。既能自然而然，则非依赖“坚持坚守”，因而亦能“无所倦怠”。恃其力者，力虽大亦有竭尽之时，亦有力所不及之事；恃其“坚”者，“坚”如金刚，亦难免有金刚难克之时。

日月之行，无须臾之停滞；川水之流，无片刻之止息。生而为人，其身有止息之时，其心无停滞之时。所谓“静心”者，“心”不“妄动”而已。何谓“妄动”？“心”听命于“身”则生“妄动”；“心”生发于“性”则可“静心”而“无倦”。

【2】“居之无倦”，谓心性也；“行之以忠”，谓言行也。有“心性”之正，方能有“言行”之正，却“言行”未必皆正。何也？“性”如源，“心”如泉，“行”如流也；由源成泉，本可清正，而泉水难免有污染；由泉成流，本是自然，而流水或许泛滥漫衍。

源清，全清，流清，方可谓之无不清；始正，中正，终正，方可谓之无不正。如何能“无不正”？即在于“行之以忠”。“行”，兼言与行也。口舌之动而成言，手足之动而成行；政令亦言也，政事亦行也。不正之言之行，君子不出于口舌手足，岂能赋之政令政事？

朱子曰：“以忠，则表里如一。”若此，则“以忠”是“表里如一”之前提。“以”者，“凭”也，“依据”也，“用”也。言行之正，可凭可据者，在于心正；心正之源，则在于至善之性。“忠”，从“心”而言；“中”，从“性”而言。

“心”不违“性”，不为私心私欲所蒙蔽，不因利害得失而移易，则可以“忠”。“忠”则“表里如一”。“心”发乎“性”，不为己心、人心所局限，不因杂学妄言所左右，则可以“中”。“中”者，上通天理，下合人情也。“中”则“贯通天人”。

政令、政事之正，关乎“自正”与“正人”。“自正”者，自身一言一行无不正，然后，政令政事恶意无不正。“正人”者，一言既出而能正，则他人闻之而趋于正；一行既作而能正，则他人可感、可效、可法、可敬而趋于正。“尽忠”则诚，“致中”则至诚。

{12.15子曰∶“博学於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1】此章之言，已见于《论语》第六篇《雍也》之中，其不同之处，惟在前者有“君子”二字，而此无之。朱子不注不解，而仅谓之“重出”。兹不取朱子之说。盖《论语》前十篇言“为学修身”，后十篇言“从政为政”，故前后虽有重复之言，但其义有所不同。

《雍也》篇有“君子”二字，谓学习圣贤君子之道者如此自学自习、自修、自养也；《颜渊》篇此章无“君子”二字，谓“教化治政”之法也。此篇此章之前所言“问政”、“听讼”，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之法，此章所言，乃明“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法。

然而，为免于“黾勉而无耻”，夫子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特明“政必自正”及“无讼”之旨，以别于“权谋之政”、“罔民之刑”。在位而但求保一姓一党之权利，上不敬天，下不安民，则谓之“权谋之政”；无教化而专设刑罚以行惩戒，则谓之“罔民之刑”。

《为政》篇先言“德礼”而后言“政刑”者，“政刑”不如“德礼”也；此篇先言“政刑”而后言“德礼”者，有“政刑”而可升为“德礼”也。“博学於文”，是自身修德而使国人修德、崇德；“约之以礼”，是“君使臣以礼”，而教国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2】此章所谓“博学於文”，在于用于教人而使人学习者，首先使是“博”。“博”者，必左右平而上下直方可。左右平者，必是人人可以相通之本心方可平，所教所学不宜启人私心私欲；上下直者，必是天赋之善性方可，所教所学不宜启人对“性善”之疑。

“博学”，非“驳杂广泛之学”，须是圣贤君子之道，凡是有心向学之人，纵然不能成就君子之德，但能知君子之当法、贤人之当敬、圣人之当尊，亦可以免于愚昧迷惑。若非圣贤君子之道，则必有偏颇歧出，或许当时不知不觉，而用力愈久于彼则为害愈大。

“博学”从何而学？“於文”。此“文”何文？总言之，谓之“人文”，亦即“人之所以为人之文”。何以必是“人文”？所教所学者，皆是天地间之人，非仙佛鬼神，亦非动物植物；皆是生存于人间时之事，非生前、死后之事。虽是效法天地之道，亦只为成“人”。

“天地人”谓之“三才”者，三者之位不可越，其事不可替，其道有所不同；然而，惟有“人”之德足以配“人道”，方可与天地相配，堪称“德配天地”之“人才”。“天地人”之道虽有所不同，但若人类所遵行无不是“人道”，则天地之道便无所干扰。

是故，人间之教与学，惟“人文”而已。天赋予我以人身、人心、人性，生于此时此地，修心养性，以此身而行，担当并完成天赋之使命。圣贤所传之经典，以及圣贤君子之言行，皆可作为教学之依据。换言之，“博学於文”者，学圣贤君子之道而已。

【3】颜子尝有“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之言，是颜子受教于夫子而受教之言也。此所谓“约之以礼”，若是受教者，则其中之“之”字，便是“我”。若是行教化者，则“之”字便是所教化之人；教而不能化者，或不受教化者，则可“以礼约束之”。

“礼之用，和为贵”，何以又用“礼”而“约”之？“礼”者，圣人制之而使人知自别于禽兽者也。是故，人能以礼自约者，唯恐自身不能“成人”也；以礼约人者，不欲使人沦为如同禽兽也。倘若不能“约之以礼”，则或至于“约之以刑”，或至于“弱肉强食”矣。

以圣贤君子之道行教化，则可以使天下之人知何以为人、何以成人；以礼自约约人，则可以使天下之人免于沦落为禽兽。所教所学，因乎人心之本有而成之，非由外在添加，亦非由人随意塑造；使人自约约人，则为圣人、仁君之心，而非虐人误民。

所谓“亦可以弗畔矣夫”，何解？“畔”者，介于田地之间，田地以此而分别，亦由此而相连，然而，此“畔”之归属却难言，故易于起争执。是故，“博学於文，约之以礼”，则人能知所以为人，又能知自别于禽兽，则无所争执，无所迷惑矣。民能如此，天下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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