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俑章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1）。”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2），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3），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4），厩有肥马（5），民有饥色，野有饿莩（6），此率兽而食人也（7）。兽相食，且人恶之（8）；为民父母（9），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10）？仲尼曰：‘始作俑者（11），其无后乎（12）！’为其象人而用之也（13）。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注释：
（1）安：安心地。承教(jiao4)：接受教导。（2）梃(ting3)：棍棒。刃：此指刀剑。（3）政：政令。（4）庖(pao2)：厨房。（5）厩(jiu4)：马棚。（6）殍(piao3)：死尸。（7）率(shuai4)：带领。食：吃。（8）且：尚且。恶(wu4)：厌恶。（9）为(wei2)：作为。（10）恶(wu1)在：何处，什么地方。（11）作俑(yong3)：制作像人的木偶用来陪葬。（12）其：大概。后：后嗣，后代。（13）为(wei4)：因为。
译文：
梁惠王说：“寡人愿意安心地接受教导。”孟子回答说：“用棍棒杀人和用刀剑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用刀剑和政令，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厨房之中有肥肉，马棚中有肥马，但是，百姓有饥饿之态，郊野有饿死的人，这就跟带领禽兽而吃人没有什么不同。禽兽之间互相吞食，人们尚且感到厌恶；作为百姓的父母，所行的政令不能避免像带领禽兽吃人那样，这样的君臣什么地方像是作为百姓父母的样子？孔子说：‘最初制作像人的木偶用来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因为它用了人的形象而用来陪葬。既然如此，为何会使这些百姓因为饥饿而死去呢？”
朱注：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承上章言愿安意以受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梃，徒顶反。梃，杖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
（孟子又问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厚敛于民以养禽兽，而使民饥以死，则无异于驱兽以食人矣。）
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恶之之恶，去声。恶在之恶，平声。君者，民之父母也。恶在，犹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俑，音勇。为，去声。俑，从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而言其必无后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犹恶之，况实使民饥而死乎？李氏曰：“为人君者，固未尝有率兽食人之心。然殉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则其流必至于此。故以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于子，为之就利避害，未尝顷刻而忘于怀，何至视之不如犬马乎？”）
说解：
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他们都被当时或后人尊为圣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不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安荣，不是为了个人的思想主张，而是为了使天下有道，所传的是往圣先贤乃至贯通天人的大道，这是与先秦的其他诸子所不同的。当时，曾经有君主表示要依道而行，就像梁惠王、齐宣王一样，虽然未有哪位君主最终完全接受并施行，但是，所有亲闻亲见过圣人言行的，都不会没有作用，只是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已。孔子和孟子都未到过秦国，结果，秦国最终成为武力征服六国的霸主，不是圣人的不幸，而是天下和百姓的不幸；不是圣人的失败，而是六国的失败。
梁惠王听取了孟子之言，决定愿意安心地接受教导，以仁政治国，因此，孟子开始从去除恶政开始说起。用棍棒和刀剑杀人，结果是一样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政令不正的结果是杀人，君主们却好像不清楚。厨房有肥肉，马棚有肥马，然而百姓有饥饿之态，郊野有饿死之人，是怎么导致的？富贵者把粮食用于饲养家禽、家畜或者战马，是为个人欲望，百姓却受着饥饿，甚至因饥饿而死，这是夺取百姓口中的粮食而用于饲养家禽、家畜、战马的做法，君主有这样的政令而导致这样的结果，也就相当于君主率领着禽畜来吃人。不是棍棒和刀剑直接去杀人，是有人用棍棒和刀剑去杀人；不是禽兽直接去吃人，是君主的政令导致禽兽吃人。
一般人看到禽兽之间相互吞食都会感到厌恶，因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君主当然也有恻隐之心，而且君主爱护百姓应该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在制订和推行政令的时候，不去避免这种“率兽食人”的政令，就跟父母自己只顾吃喝享乐或追求功利却使子女饥寒而死一样，这哪里还算是父母所行之事呢？父母尽心去养猫养狗，而无心照顾子女，甚至虐待子女，是父母之罪；子女尽心去养猫养狗，却无心照顾父母，甚至虐待父母，是子女之罪。同样，君主尽心于养家禽、家畜而贪图口腹之乐，尽心于养战马而贪图攻城掠地，却使百姓饥寒而死，何尝不是君主之罪？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君主没有恻隐之心，而是这种恻隐之心被欲望所蒙蔽，不仅不能显现出来，更不能体现于政令之中，所以如此。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只是制作出木偶来为死者殉葬而已，而不是用人来殉葬，为什么孔子对此如此深恶痛绝呢？因为厌恶其不仁。从历史上来说，当初有人用草扎成大略具备人体形状的草人，名之为刍灵，用来陪葬，为死者做侍从或护卫，这本来就已经对人有不仁之心了。后来，又有人用木头做成更像人体形状的木偶用来陪葬，而且要使其形状最大程度地接近真人，就像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一样惟妙惟肖，究其内心所想，恐怕距离用真人陪葬不远了，因此，以人杀人之心已经产生。人看到禽兽之间相互吞食，尚且都会感到厌恶，如今竟然有意用人来陪葬，哪里还有人心可言？这样的人，自己具备人的形体，却失去了人所具备的恻隐之心，而堕落为禽兽了，那么，他的后代还会是人吗？秦始皇的兵马俑被世人称奇，然而他的后代呢？他自身病死于外，长子扶苏被赵高和李斯所杀，他的众子女被胡亥所杀，胡亥被赵高所杀，赵高被秦王子婴所杀，子婴被项羽所杀。制作木偶来陪葬的人已失去恻隐之心，其子孙不继。君主若失去恻隐之心，虽然未尝哟率兽食人之心，但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却不顾百姓死活，其结果如何，也可想而知。
雪耻章
原文：
梁惠王曰：“晋国（1），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2）。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3），愿比死者壹洒之（4）。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5），而可以王（6）。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7）；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8），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9）。彼夺其民时（10），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注释：
（1）晋国：春秋时期的晋国，到战国时分为魏、韩、赵三国，被称为三晋。魏国迁都大梁之后又称梁国，因此，梁惠王仍然自称梁国为晋国。（2）叟：此指孟子。（3）耻之：认为这是可耻之事。（4）比(bi4)：替。壹：全部。洒(xi3)：同“洗”，洗雪。（5）方：方圆。（6）王(wang4)：施行王道而使天下百姓归往。（7）易耨(nou4)：锄去杂草而使庄稼苗清晰易见。此按《正义》注，不用朱子注。（8）暇(xia2)：空闲无事。（9）制梃(ting3)：制作棍棒长矛之类的武器。挞(ta4)：打击、抗击。坚甲利兵：身穿坚硬铠甲、手持锋利兵器的敌军。（10）彼：指敌国。
译文：
梁惠王说：“晋国的强大是天下无人可比的，这是老先生所深知的。到了寡人在位的时候，东面被齐国打败，长子为此而死；西面被秦国夺去七百里土地；南面受到楚国的欺辱。寡人对此深以为耻，愿意替死者全部洗雪此耻辱，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孟子回答说：“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施行王道而使天下百姓归往。君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受刑罚的人数，降低赋税的收敛，耕田耕得深，杂草锄得干净，年壮的人能够用空闲的时间修养他们的孝悌忠信之德，回到家而能侍奉他们的父母兄长，出门在外而能侍奉尊长上级，就可以使百姓制作棍棒长矛之类的武器用来抗击秦国和楚国那些身穿坚硬铠甲、手持锋利兵器的敌军。敌国侵夺百姓的农耕和生活时间，使他们无法耕田锄草而用来赡养他们的父母，那么，父母就会受冻挨饿，兄弟、妻子、儿女离散。敌国使百姓陷入陷阱之中，沉入深水之中，君王前去征伐它，那么，哪个国家能够与君王相敌相抗？所以说：‘仁者无敌。’君王请不要再有疑虑。”
朱注：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长，上声。丧，去声。比，必二反。洒与洗同。魏本晋大夫魏斯，与韩氏赵氏共分晋地，号曰三晋。故惠王犹自谓晋国。惠王三十年，齐击魏，破其军，虏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后魏又数献地于秦。又与楚将昭阳战败，亡其七邑。比，犹为也。言欲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国也。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敛、易皆去声。耨，奴豆反。长，上声。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
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
（养，去声。彼，谓敌国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
（夫，音扶。陷，陷于阱。溺，溺于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则谁与我为敌哉？）
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仁者无敌”，盖古语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阔，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以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
说解：
树木要生长得高大强壮，需要根扎得深而且伸得广。人们常常期望树木高大强壮，却不知道应该先重视树木的根基稳固，因而忽视给树根培土、浇水、施肥。梁惠王想要使本国强大起来，急切希望报仇雪耻，这都在情理之中。首先，因为在春秋时代，晋国本来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称霸于一时，而今则分为三个国家，梁惠王期望着重新强大起来。其次，梁惠王接连遭到几次惨痛的失败，第一，在当权三十年的时候，齐国攻打魏国，魏军大败，太子申被俘虏；第二，在当权十七年的时候，秦国夺取了魏国的少梁，后来又几次被迫割地给秦国；第三，曾经于楚国作战，失败，失去了七座城镇。所以，梁惠王急于报仇雪耻。
孟子要纠正梁惠王的霸道思想，期望他能施行王道，因此，首先举出圣人周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而能成为一代圣王的例子，试图说服梁惠王，其关键在于推行仁政，使本国百姓能够安宁，然后使天下百姓自愿前来归附。如何施行仁政？第一，减少受刑罚的人数。治理国家当然不能没有刑罚，但是，如果不用道德礼义进行教化，即使刑罚再严苛，也只能使人畏惧，而不会使人心服。百姓不知礼义，就可能会作奸犯科，铤而走险，等到百姓犯罪之后再用刑罚加以制裁，已经无法挽回对无辜的百姓既已造成的伤害，而且很多本来不会犯罪的人还要受到惩处，绝非仁政。孔子说：“必也无讼乎！”第二，降低赋税的收敛。《大学》中说得好：“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降低赋税的收敛，需要精简官府冗员，需要朝廷厉行节约。第三，耕田耕得深，杂草锄得干净。不骚扰百姓，农民便有足够的时间深耕锄草，粮食就不会短缺；工匠便有足够的是做工，工具器物就不会短缺；商人便有足够的时间行商，互通有无就不会出现问题。此是使百姓安居乐业之道，也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第四，以孝悌忠信行教化。能孝悌，则能使父母兄弟和睦，家和万事兴；能忠信，则能使国家社会安宁，国安外不侵。即使有外来侵犯，全国上下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纵然武器简陋也能抗击武器精良的侵略者。
施行仁政的国君，不会穷兵黩武以满足私欲；穷兵黩武以满足私欲的国君，不会体恤百姓疾苦。施行仁政，在于用心于本国的政令得失；心中整天所想的是富国强兵、报仇雪耻，整天所想的是如何与外国比高低，不是仁政，因此，不会得民心、顺民意，难以国泰民安，难以长治久安，要这样报仇雪耻，无异于加速灭亡。如果本国能施行仁政，便是务本固国之举。不行仁政的诸侯国虐民害物，必然天怒人怨，此时行征伐，不是为了征伐其国，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民心所向，敌兵也会临阵倒戈，即使有负隅顽抗者，终究会失败，所以说“仁中无敌”。仁者无敌，首先在于自身符合仁者的标准；不与百姓为敌，不与其他诸侯国为敌，然后无人、无国能相敌相抗。
然而，梁惠王或许仍然有疑虑，不仅梁惠王如此，恐怕古今中外很多当权者会有疑虑。他们为什么会有疑虑？因为他们总是急于富国强兵、急于争霸速成。所疑虑的是什么呢？疑虑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却不知“欲速则不达”。战国时代以秦朝的建立而结束，秦始皇用霸道灭六国，因此，杀伐惨烈；用霸道治国，因此，虽速成却也速败，而且败得级惨，至于族灭。可叹秦朝之后的一些掌权者，仍然不知行仁政，因而不断地重蹈覆辙。因此，朱子引孔氏之言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以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不以救民为务，而以报仇雪耻为务，甚至只想征伐争霸，其可得乎？
人牧章
原文：
孟子见梁襄王（1）。出，语人曰（2）：“望之不似人君（3），就之而不见所畏焉（4）。卒然问曰（5）：‘天下恶乎定（6）？’吾对曰：‘定于一（7）。’‘孰能一之（8）？’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9）。’‘孰能与之（10）？’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11）？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12）。天油然作云（13），沛然下雨（14），则苗浡然兴之矣（15）。其如是，孰能御之（16）？今夫天下之人牧（17），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18）。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19），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
（1）梁襄王：梁惠王之子，襄是谥号，王是僭称。（2）语(yu4)：告诉。（3）人君：可以作为国人之君主的人。（4）就：接近。（5）卒(cu4)然：猝然，突然的样子。（6）恶(wu1)：如何。（7）一：合一。（8）孰(shu2)：谁。（9）嗜(shi4)：过分而无原则地喜欢。（10）与(yu3)：归于此类。（11）夫(fu2)：那。苗(miao2)：禾苗。（12）槁(gao3)：枯槁。（13）油然：乌云滚滚的样子。（14）沛(pei4)然：雨势很大的样子。（15）浡(bo2)然：生机勃勃的样子。兴(xing2)：生机旺盛而且挺立起来。（16）御：控制，阻止。（17）人牧：此指教养百姓的国君。（18）引领：伸着脖子。（19）由：同“犹”，好比。
译文：
孟子谒见梁襄王。出来之后，告诉身边的人说：“远远看上去不像国君的样子，接近他之后也不见有什么敬畏之意。突然之间问道：‘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回答说：‘天下合一才能安定。’问：‘谁能够使统一天下？’回答说：‘不以杀人为嗜好者可以一统天下。’问：‘谁可以归入不以杀人为嗜好者之类？’回答说：‘天下没有不可以归入此类的人。君王了解禾苗生长的情况吗？七、八月之间的时候遇到大旱，禾苗就会枯槁。上天乌云翻滚，能降下充沛的雨水，禾苗就能生机勃勃地挺立起来。一个国君能够像这样去做，谁能阻止得了他？如今天下那些在国君之位的的，没有不过分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不过分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仰首盼望他的到来。果真能这样，百姓前来归附，就好比水向低处流淌一样，气势浩大，谁能抵挡得住？’”
朱注：
孟子见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
（语，去声。卒，七没反。恶，平声。语，告也。不似人君，不见所畏，言其无威仪也。卒然，急遽之貌。盖容貌辞气，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则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问列国分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孰能一之？’王问也。）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与之？’
（王复问也。与，犹归也。）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当作犹，古字借用。后多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云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兴起貌。御，禁止也。人牧，谓牧民之君也。领，颈也。盖好生恶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杀人，则天下悦而归之。苏氏曰：“孟子之言，非苟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未有不以为迂者矣。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孟子之言，岂偶然而已哉？”）
说解：
梁惠王卒，梁襄王立。孟子仍然寄望于魏国能行王道仁政，因而谒见梁襄王。为什么此文不正面记录孟子与梁襄王的问答，却要在见过梁襄王之后通过孟子的转述来记录呢？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既然梁惠王“不似人君”，因此，书中也不以“人君”看待他，好比是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国君。第二，《四书遇》哉吴因之曰：“‘出语人’，正为天下之人牧也。”孟子出来之后向他人诉说，意味着向天下人诉说为君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是向梁襄王一人诉说，或许有寄望于他人以行王道仁政之意。第三，《孟子》是载道之书，不是记载史实的传记，因此，以孟子之正言为主体。
孟子说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不是说君主以势力和地位自高自大、盛气凌人。朱子《四书或问》中说：“夫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有人君之德，则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则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无其德，而欲矜势位以厉威严，是乃所以益见其盈满而妄作耳。”（第418页）孟子说他“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不是说梁襄王没有可畏之处，而是说梁襄王自身不知敬畏。父王初卒，自身新立，为政之时未几，国内尚未安定，见孟子而猝然发问，而且直接以“天下如何安定”发问，正是不知敬畏的体现。知敬畏者，内心中正而言语有序；志向确定者，其言重而舒；志向不定者，其言轻以疾。梁襄王猝然发问，是内心欠中正，志向不确定。诸侯之地为国，天子所辖为天下。梁襄王不知正己而后正人之理，不知内外之辨，足见其狂妄无知。
孔子在某国之中，不非议其大夫，但孟子竟然如此直言国君之非，为什么呢？据《四书或问》，我们可以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孔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孟子之贤不及孔子。其次，孔子仕于诸侯，与大夫并列，因此而不失礼而非议其大夫；孟子身为梁襄王的宾客而以师道自处，指正其非，正是希望他能改其非，否则何必再说后面那些话？第三，《孟子》全书之中，再也没有出现与梁襄王的言语，大概孟子当时已经决定离开，而最后借此敬告梁襄王，对梁襄王施行王道仁政寄予万一之希望。孟子并未因为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而不正言相告，所以，仍然依礼而告诉梁襄王：列国分争不已，则天下不会安定；若要天下安定，必须结束列国分争局面而归于统一。
梁襄王心中所想的是如何统一天下而成霸主，有此目的，则可能为达此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当他问“谁能够使统一天下”的时候，孟子告诉他：“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只要不把杀人当成嗜好就能使天下统一，看起来，这个标准似乎太低了，其实，明白了其中道理之后便可以知道，孟子并没有降低王道仁政的标准。只要是人，就具备恻隐之心，便不会把杀人当做嗜好。为什么社会上会有人最终以杀人为嗜好呢？只是因为贪图私利私欲。因为对私利私欲的贪求，所以会导致以杀人为嗜好，只是其人常常自己不承认而已。要贪求私欲的满足，就会加重赋税而盘剥百姓；要称霸于天下，就必然要发动战争而以百姓为炮灰。因此，要不把杀人作为嗜好，也就要把杀机转变为生机；要把杀机转变为生机，就要去除私欲而不谋私利；要去除私欲而不谋私利，就要施行王道仁政。谁可以成为不以杀人为嗜好者？孟子回答说，天下之人，无不可以，但看其人是否有此心、有此行。言外之意是说，梁襄王也可以成为不以杀人为嗜好者。此句的重点不在于“能一之”，而在于“不嗜杀人者”。如果“嗜杀人”，连本国都不能保，更谈不到“统一天下”。
孟子对梁襄王的回答与对梁惠王、齐宣王的回答比较起来，显得浅显得多，大概因为梁襄王“不似人君”，所以，说得浅显而易行。接下来，孟子又打了旱苗盼雨的比方说明此理，期望着梁襄王有朝一日能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当时的天下，梁襄王固然以杀人为嗜好，其他国君也无不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谁能行王道仁政，便能得民心而顺民意，进而使本国安，使天下平。孟子在此未用“天下之人君”，而用了“天下之人牧”。“牧”是放牧牛羊。放牧牛羊的人，要管理好牛羊而不使之丢失、受伤，而且还要使牛羊安宁、健壮，更不会见牛羊之死而不救。放牧牛羊尚且如此，假如“人君”为私欲私利而有意伤害百姓，见百姓之死而不救，甚至以杀人为嗜好，则意味着视百姓不如牛羊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引苏氏之言曰：“孟子之言，非苟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详究其实，未有不以为迂者矣。予观孟子以来，自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秦晋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杀不已，故或合而复分，或遂以亡国。孟子之言，岂偶然而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