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仅有四千多字的短篇小说《风波》，光“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就有七处之多，一向惜墨如金的鲁迅之所以为此泼墨甚多，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九斤老太”是鲁迅《风波》中的长者，按中国祖训，长者为尊，老人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晚辈除言听计从外，是毫无反驳之理的。鲁迅的《风波》既然是以清末民初闹剧一般的张勋复辟为背景，其旨必在要揭露这场风波所引起的深层的社会文化的根源。“九斤老太”也就不仅是辈分上的长者，还应兼有传统文化上的话语权。这样“一代不如一代”这附在现实的其子七斤，其曾孙女六斤的铁的事实上的真情实在，就变为了真理的化身，也就拥有了对新的“异端”思想扼杀的绝对权利，而它实则却又是个伪“真理”。正像鲁迅在小说中所描写的，伊的儿媳七斤嫂愤愤地指出：“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六斤五两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称，十八两秤；用了准十六，我们的六斤该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许是十四两……”。这段话字面上看似是对斤两的斤斤计较，而实则是对一贯被奉为圭臬一般的祖训的彻底否认，也是对封闭、愚昧、保守文化的劣根劣源的绝妙讽刺。

七次出场，口口声声皆是“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在《风波》里虽然是思想言论的明码权威代言人，但她却不是风波的主要人物。搅起“风波”的主要人物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赵七爷；是革命来了即把辫子盘起来，复辟来了即把辫子放下来的赵七爷；是方圆三十里以内唯一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赵七爷；是竹布长衫报当作把私仇标志的赵七爷。所以愚昧的“九斤老太”的无稽的“一代不如一代”在小说中可以看作是一盏引领读者走进“风波”腹地的路标，用她的滑稽与荒唐诠释一场可能会置人于死地政治风波的阴险与毒辣。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赵七爷放下辫子且穿上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和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的竹布长衫，踱着步一径走到两年前喝醉了酒曾经骂过他是“贱胎”的七斤家的桌旁，微笑着向赵七斤一家的心口撒了把盐，又毫不留情在本已孱弱的心灵上刺上一把足以置其于死地的尖刀。没有读过书七斤和他的女人听到有学问的七爷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 “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赵七爷借皇帝坐龙庭的政治事件没费自己一抢一弹即报了私仇，又在邻里面前很体面的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赵七爷是封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按说他应有为自己的利益而维护其统治根基的责任与义务，而鲁迅笔下的赵七爷显然是个连对自己的阶级忠诚都没有的“无赖之尤”。他们今天可这样，明天可那样，毫无原则可言，但他们却可假借信仰之名“做秀”“说事”，大遂其私欲，这些“做戏的虚无党”掌握着话语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政治背景操控愚弄着百姓，所谓的政治、信仰成为他们个人封官进爵，攫取私利的绝好手段。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为非作歹，这又与民众的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和缺乏坚执信仰的精神状态休憩相关，旨在唤醒民众做人的意识觉醒的辛亥革命，只是被动地剪掉七斤形式上“辫子”，而在他内心里那条象征传统文化和精神枷锁的“辫子”却没能从根本上剔出，所以赵七爷才可拿辫子“说事”“成事”。这正如“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所指出的：“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民众精神信仰的丧失也对风波的鹊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按说一场仅持续了几天就烟消云散的政治闹剧，在信息极其不发达的时代，传递到千里之外的江南农村，那已是强弩之末，势都不可穿鲁缟也，而却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鲁迅以这样的政治事件为背景；以天高皇帝远的江南为故事发生地；以“风波”为题；其寓意之深的确值得引起我们做更深入的探究：一个失掉了坚执信仰的民族其前行的道路上会有多少风雨飘摇，会有多少坎坷泥泞，她真能从一场场风波中走来吗？在小说的最后，鲁迅把笔墨留给了“那个曾藏在乌桕树后，伸出双丫角的小头，大声说，‘这老不死的！’”的九斤老太”的曾孙女儿六斤。双丫角变成大辫子且裹了脚的六斤，最后是捧着补了十八个铜钉的饭碗，一瘸一拐的走在土场上。当她一瘸一拐走过又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又脱去长衫，又坐着念书的赵七爷的视野时，我们是不是会很自然的联想到她人生的下一场风波。

（责任编辑：黄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