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语的直接提出，是在宋朝周敦颐《周敦颐集·文辞》中：“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但是，儒学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老子》有“道经”、“德经”两篇。“六经”莫非载道之书。《尚书序》中就说过：“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主张“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我们可以说，贯穿于中国的“文章”之中的主线，就是“道”。但是，自从我们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开始，我们便开始批判“文以载道”了，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文学”概念之后更是如此。

有人说：“一部20世纪的文学艺术发展史已经雄辩地将‘文以载道’的说法抛到陈腐的观念垃圾场去了，何况到了世纪的门外，我们面对的是更加无垠更加宽阔的天空，我们拥有的是无穷无尽的创造的自由——没有了框框，没有了教条，更没有沉重的使命。”冰心女士在《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旧文学，从古以来，以‘文以载道’——以文章来维持道义——为目的。文章应当为宣传伦理思想而写的。不载道的文章，不能说是正派的。换言之，中国古人写文章，是以维持世道人心为目的。当然作者想写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载道’的东西。可是为了这种传统，想写的都不敢写出来，写出来的不得已而用匿名，……文学本来是应该用来发抒各种感情，假使压迫了某一方面，不使它发泄，那是很不好的。这‘文以载道’就埋没了多少好的文章。在中国民间有许多好的小说。比如《水浒传》，《红楼梦》这些杰作。可是当时的腐儒，都说这些书‘诲盗’、‘诲淫’，加以禁止。提到小说稗官，根本就看不起这类文字，因此压迫了多少作家，埋没了多少好的文章。”因此，今天有很多人把此语当作弊病来看待，在文学史教材中更是屡见不鲜。

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第一，我们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文学”概念，这种概念重视的是“文章”的审美特征和娱乐作用，强调“通俗文学”，但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之名，所强调的移风易俗、端正教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强调“典雅文学”。如钱穆先生所说：“西方文学取材，常陷于偏隅，中国文学之取材，则常贵于通方。取材异，斯造体亦不同。以民间故事神话为叙事长诗，为剧本，为小说，此西方文学之三大骨干，在中国亦皆有之，而皆非所尚。中土著述，大体可分三类：曰，史；曰，论；曰，诗。”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国家正面提倡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西方国家里，“文学”是流行于民间的，政府并不是提倡“文学”。其实，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小说、戏剧、故事传说也一直是在民间流传的，都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审美特征，但是，作为引导社会和政治风气的却是典雅的文人士大夫作品，这些文人士大夫或者是已经做官的，或者是有要从政的愿望的，因此，他们要对社会和政治负责，要提倡正气，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多与政治或政治遭遇相关。如果不是倡导邪恶的，虽然不登大雅之堂，政府也并不多加干涉，但是，也不大力提倡。也就是说，可以“发乎情”，但是，一定要“止乎礼义”。否则，中国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小说、词曲、戏剧作品了。

第二，接受西方“文学”观念之后，文学家以及研究文学的学者都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实际上，当“文学”把对政治与社会的引导、关注撇开，而主要用来宣泄个人情感和追求娱乐的时候，或者只作为官方“传声筒”的时候，不是文学地位的提高，而恰恰相反，是对文学地位的降低。从文学作品来看，由所谓的“文史哲合一”的特点所决定，中国的许多“载道”、“明道”、“合道”的作品便都具有关注社会、政治、人生这种“务实致用”的特点，而且都以“正己、正人”为根本目的，归根结底则又以“天地之道”作为根本原则。“六经”、“诸子”以及后来的许多作品都是如此。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这是说当初“六经”本来即非“私言”，而是“为治为察”之作，怎能不讲究“文以载道”？因此，“书契”——广义的“文”具有政教性，“六经”就是完全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正面引导性的著作。又说：“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也就是说诸子与“六经”的不同，在于他们不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来正面引导，而是站在个人和学派的立场来，试图参与政教的创制，是臣民议政的体现，但终归还是表现为政教性。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说，其意是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此说深得“文以载道”之理，亦即“六经”皆以往古之言行，来作为当世乃至后世的为政、典、策。因此，我们不能把“六经皆史”理解为“六经”都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说的“历史著作”。文章的写作目的，是为了“正己正人”，亦即“载道”以“致用”。在过去，士与士大夫担负着传道、守道的责任，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那么，他们就可能会陷入个人喜怒哀乐与个人享受之中，或者仅仅被作为官方的喉舌，“文学”就不可能用来引导正气、引导政治。正是这种责任感，催生了许多足以传于千秋万世的伟大作品。

第三，对“道”的认识出现了问题。文以载道，何者为道？华夏文化之中，“效法天地之道”而成就“人之正道”，“天地之道”是包括君臣民在内的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也是无法摆脱的，正如孔子所说：“何莫由斯道，谁能出不由户？”其次，“道”是可以认识和表达的，但是，它超出任何具体学说之上，对“道”的认识与理解却是无止境的，所有文字所承载的“道”都并非“道”本身，《周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现在却误认为“文以载道”的“道”是与人的情感对立的、枯燥的说教，是各个时代的君王或政府的声音，这是导致人们否定、批判“文以载道”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知道“道”是超现实的，同时又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朱子曾经用“月映千江”来形容，用“理一分殊”来解说，我们可以说，各种文章所载的“道”，好比千江之月，是一理之殊。如果说“江月非月”，是个错误；如果说“江月即月”，也是错误。如果士与士大夫在文中所载的“道”，只是官方一时的政策，甚至是君王或作者个人的意见，那么，便不能说是符合“道”的，甚至违背“道”的根本原则。“道”本身是“无为无不为”、“自然而然”的，因此，它是情与理的合一，绝不是枯燥乏味的，更不是反对情感的。“文以载道”不是提倡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强调“道”对“文”与“政”的引导与参与，强调“文”的责任感。

（责任编辑：郭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