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７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1】子夏，孔子弟子之一，卜氏，名商，字子夏。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年少于孔子四十四岁，《论语》中列之于“四科”中“文学”一科。“四科”者，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也。后世列为“孔门十哲”之一。

夫子辞世之后，子夏居魏国之西河，讲学授课，弟子众多，名盛一时，魏文侯、段干木、田子方、吴起诸人拜之以为师。其子死，因悲恸哭泣而失明。东汉徐防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诗于子夏。”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中谓：“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庞朴先生主编《中国儒学》第一卷由马勇先生撰稿，为儒学“六经”之经传以及《论语》，莫不与子夏有关。其传经之功伟矣。

【2】邢昺先生曰：“‘贤贤易色’者，上‘贤’谓好尚之也，下‘贤’谓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姿色，男子悦之，故经传之文通谓女人为色。人多好色不好贤者，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贤，则善矣，故曰‘贤贤易色’也。”

据此而言，“贤贤”者，崇尚有德之人，而己学之以成贤也；“易色”者，男子改变其“迷恋女色之心”为“尚贤之心”。此解或许接近子夏之意，然则，夫子、曾子均未言男子“好色”须改之变之，何也？既能“好德”，则必能“不淫于色”，而非令人“不好色”。

夫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曾子所述《大学》中有言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诗经·周南·关雎》则“不淫于色”。由此而言，无论男女，“好色”乃是自然之情，然而，必“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方可，若“好色”而至于失去本心、不顾礼义廉耻，则须改之变之。

朱子曰：“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学习君子之道者，所重在于他人之美德，夫妻亦当“以德相配”。好色之人，或因他人之有美色而迷恋，沉溺于情色而难以自拔，或因他人无美色而厌烦、排斥，如此而失去仁心，则无以成君子之德。

【3】“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诚心诚意待其父母，力所能及则不可不竭尽其力，唯恐有丝毫懈怠懒惰。遇事则拈轻怕重，做事得过且过，貌似欺骗父母，实则欺骗己心，非孝子所当有。此所言虽及于力而未及于心，而无其心者必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者，谓为臣而承君主之命以行事，当置生死于度外。所谓“致其身”，非谓不惜一死也。君之所命，关乎国计民生，既已承其命，则当尽职尽责，心之所计在于事之成，而不在于自身之得失，若非如此，终究不足以成君子之德。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者，待其朋友，则所言必可信，既言则必行。所谓“言而有信”，在于所言必出于真诚且谨慎，在于“言出必行”而非信口开河、轻言轻诺，如此方可信。欺心之言不可信，无据之言不可信，轻诺之言不可信。非惟其言不可信，其人不可信也。

【4】“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朱子曰：“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何以谓之“人伦”？此四者，实为夫妇、父子、君臣、朋友，乃“五伦”之四。然则有此四者之人，生而有之乎？学而有之乎？

子夏曰：“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所谓“虽曰未学”，或自曰“未学”，或人曰“未学”，盖皆以“读书”、“拜师”为“学”，若未“读书”、“拜师”则为“未学”。子夏谓“吾必谓之学矣”，盖子夏所谓“学”，非以“读书”、“拜师”与否为准。

子夏之言，既是“人伦”之事，既有朋友、君臣、父子、夫妇，则所谓“未学”之人，非离群索居之人。人自出生为始，即处于众人之中，其言其行必有学之于人者。何必非“读书”、“拜师”，而后方谓之“学”哉？

有人若能尚德重于好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于朋友交能言而有信，则是能守持其心之诚、性之善，而不受偏邪言行之浸染者。既非离群索居之人，其能守持心性之诚善，能不受偏邪之浸染，必是有得于内，然亦焉能无得于外者乎？

人之“读书”、“拜师”者，亦须先务“德行”之本，进而成其德、全其行。人之未“读书”、“拜师”者，由他人而得知为学之道，进而能守持其心之诚、性之善，而务于“德行”之本，虽未至于成其德、全其行，而可谓有学有行矣。

【5】邢昺先生解之曰：“言人生知行此四事，虽曰未尝从师伏膺学问，然此为人行之美矣，虽学亦不是过，故吾必谓之学矣。”按前一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言，则可谓“学”必以“行”为先，无其“行”则必非“真知”。然而，不可谓之“抑学扬行”。

船山先生曰：“使其抑学扬行，则当云‘虽其未学，亦与学者均矣’。子夏到底重学，以破一切高远之说，谓此‘亲贤尽伦’之事，人有妄谓其无假于学者，而我必谓非务学之至者不足与此。则天下岂有不学而能之圣贤哉？”又曰：“是圣学、异端一大界限”。

朱子解之曰：“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船山先生曰：“而所云‘生质之美’者，则除下圣人生知、安行一例以为言”。此则有“圣人不假于学”之嫌，易导学者于“性三品”之歧途，故不可不辨明。

所谓“性三品”之说，韩愈先生之说也，谓有“圣人之性”、“恶（音饿）人之性”、“斗筲（音抖烧）之性”。谓“圣人之性”有善无恶，“恶人之性”有恶无善，“斗筲之性”善恶混杂。此说与孔子、孟子二圣之言不符。

夫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自谓“下学而上达。”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又曰“性善”。此谓圣人亦学，人人性善。

1.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1】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者，邢昺先生列有二说。其一，解“固”为“蔽”，“言君子当须敦重，若不敦重，则无威严。又当学先王之道，以致博闻强识（音志），则不固蔽也。”此是作为两句而作解，而重于“自重”与“学”也。

其二，解“固”为“坚固”，“‘言人不能敦重，既无威严，学又不能坚固、识其道理也。’明须敦重也。”此是作为依据而作解，而重于“自重”也。朱子取此解，谓“轻乎外者，必不能坚乎内，故不厚重则无威严，而所学亦不坚固也。”

两解之理，皆无错谬。然而，自二“则”字而言，愚以前解为优。学君子之道者，是为行君子之道；行道须有威，有威而后其言行可信于众；若不自重则不能有威信，是故君子之先务，必在于自重。重，邢昺先生解为“敦重”，朱子解为“厚重”。

“敦重”与“厚重”有何不同？由“品行”而言，谓之“敦重”；由“德行”而言，谓之“厚重”。“品行”是从与生俱来之“本心”而言，“德行”则兼顾“品行”与“修养”。“品行”为“德行”之始，“德行”为“品行”之成。

前章子夏之言，偏重于“品行”；此章夫子之言，侧重于由“品行”而至于“德行”。是故，邢昺先生之解重其始，而朱子之解重其成。《易》曰“厚德载物”，德不厚者，其容人有限；德既厚矣，载物广大。“君子”之“重”，在于“德行”。

邢昺先生与朱子，皆谓“威”为“威严”。君子之“威严”，非谓“严厉”，非借“权势”，乃是“尊严”。有“德行”者，令人凛然而生敬意，由此而使人凛然不敢侵犯。庶民能凛然而生敬意，“敬生信”，然后君子之道可行；不正之徒能凛然不敢侵犯，然后邪恶可止。

【2】所谓“学则不固”，若从“不重则不威”而言，则可谓君子之“厚重”，乃是为学之根本。“品行不端”之人，必先端正其“品行”，然后能学正道。否则，虽有正道亦难认可；纵然勉强而学，始终不能端正其“品行”，若非沽名钓誉名利之徒，则是假仁假义伪君子。

逢蒙学射于后羿，其品行不端，艺成而射杀后羿；李斯拜荀子为师，心存名利，终弃王道而行霸道；王莽力学先王之书，品行不端，终成窃国之贼。嬴政、胡亥，闻圣贤之道，必以为迂腐；隋炀帝、陈后主，纵满口仁义道德，亦是暴虐荒淫之主。

若单言“学则不固”，则所重在于“学”。人人与生俱来皆有良知，然而，若其蒙昧未启，不识正道，则或难免“近墨则黑”，或“自作聪明”、“固执己见”；如井底之蛙，所知狭隘；虽是非颠倒而不自知，或以自身终生为试验，若居君臣之位，则以臣民为试验品。

邢昺先生何以明言“当学先王之道”，而非泛泛言学？譬如学琴，不知琴道，只是琴技；譬如远行，不知正道，容易误入歧途。明知正道者，偏颇可辨；不知正道，虽迷而不自知。不学先王之道者，见异端则赞赏。“先王之道”何在？在“五经四书”。

【3】“主忠信”者，邢昺先生与朱子之解大不相同。邢昺先生曰：“‘主忠信’者，主犹亲也。言凡所亲狎，皆须有忠信者也。”此谓君子之所亲近者，当亲近忠信之人，与“亲仁”之义相近。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唯忠信之人，方是相辅相助以行君子之道者。

邢昺先生之解，在于“成德”之君子“行道”之要事。夫子之言，冠以“君子”，非泛言为学之众人，故其解或近于正。君子行道，若与不忠不信者为伍，轻则其言而无信，重则行事苟且，乃至欺上瞒下，非惟不足以行道，甚且损民误国。

朱子曰：“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此乃从自身之忠信而言。按此，则“主”字之义，是以“忠信”为自己身心之主，换言之，心之所思必由忠信，身之所行必由忠信。

“君子”既是“成德者之称”，则无“忠信”者必非“君子”，故朱子之解，不如邢昺先生之解，然亦有其道理。从修身而言，若无忠信，则所言所行之事难以令人置信，故曰“事皆无实”；遇名利得失之胁迫、诱惑，必私心为主，故曰“为恶则易，为善则难”。

【4】“无友不如己者”，邢昺先生与朱子之解相同，其意皆谓“无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此解颇为后世所疑。何以疑之？不知“同志为友”、“交友以德”、“以友辅仁”，而以世俗泛泛之交以为“友”，是以而生疑问也。若能明二者之异，则此疑自解。

“不如己”，或可作如下两解。一谓“与己不同”，二谓“不及于己”。若谓“与己不同”，则是“不忠不信之人”，如此，则“末与不忠不信者为友”则是理所当然。若谓“不及于己”，则谓虽不无忠信而忠信有所不足之人，如此作解，亦无不可。

“忠信”乃是发之于己心，而落实于言行者，非可从“量”之多寡相比较者。程子曰：“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若既有忠又有不忠，则非“尽己”，其言行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则岂可谓之“忠信”之人哉？

君子之交友，非欲借友以谋私利，乃是为修身与行道。倘若与不忠不信者结交为友，则既无益于修身，亦无益于行道。然而，君子不与不讲忠信之人交友，若非邪恶之徒，亦非弃之，但以“泛爱众”之心而待之、以“恕道”容之可也。

朱子曰：“‘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所谓“无益”者，谓无益于修身行道，而非无利可图；所谓“有损”者，谓有损于修身行道。君子交友，自身必忠信，亦必结交忠信之人，且期人人皆能忠信。

【5】“过则勿惮（音但）改”之“过”，正体字为“過”，《说文解字》曰：“过，度（音杜）也。从辵（音辍），咼（音郭）声。”以“度”解“过”，谓人之言行，当遵法度、分寸，背离法度、分寸则为“过”，是以正而解不正。

由“過”之“从辵，咼声”而言，“辵”，或谓人行于路，或谓人行之路，是从人之行作解；“咼”，《说文解字》曰：“口戾（音利）不正也。”盖谓言出于口，而多戾气，此谓当正而不正，是从人之言做解。是故“過”字之义，谓有言行有法度、分寸，而超越法度、分寸。

朱子曰：“惮”畏难（音南）也。”其此从“心”，则人之畏难，惟在于其心，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说文解字》曰：“改，更（音庚）也。从攴（音扑）己。李阳冰曰：‘己有过，攴之即改。’”所谓“攴之”，义为“迫使自己”。所谓“改”，义为“由不正而归正”。

自心本知法度、分寸，亦知超越法度、分寸，然而，既知超越法度、分寸，则不宜心存畏难而不改而归正，否则，谓之“自治不勇”。朱子曰：“自治不勇，则恶（音饿）日长（音掌），故又国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

人常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若以此而宽恕他人则可，若以此而宽恕自己则不可。圣者得道，贤者遵道，当初未达圣贤之时，必有过而能改。君子学道，学圣贤者也，若有过而能改，则可达于圣贤；若有过而畏难，终究不改，则亦终无达圣贤之日。

【6】朱子引游氏之言曰：“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学以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然或吝于改过，则终无以入德，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勿惮改终焉。”此为总解此章之义。

欲学习而成君子，必自重而有威仪，故先言“君子不重则不威”；欲学习君子之道，必有忠信以为心思身行之主导，必以忠信者为友而相辅成仁，故次言“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欲己之达于忠信而得忠信者为友，必有过而勇于改正，故终以“过则勿惮改”。

换言之，有过错、恶习，若内心畏难而不改，则非忠信之人，改过尚且畏难，岂能担当君子之任？交友不求忠信之人，则自己亦不足以成忠信；自己身心不以忠信为主导，则为不自重而必无威仪。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学者当深思而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