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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们只讲《大学》所引用的一句“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24】《诗》云：“邦畿（机）千里，惟民所止。”
【甲】诗经玄鸟祀高宗，高宗属商名武丁。听从贤臣傅说语，仁政使得殷中兴。
这里说说的《诗》，是指《诗经·商颂·玄鸟》，《毛诗序》说：“《玄鸟》，祀高宗也。”所谓“高宗”，指的是武丁，殷商的天子之一。
高宗武丁任用贤人傅说（悦）为宰相。傅说对高宗说：“木头能用墨线取直，就会加工出来非常平正的木料；君主善于接纳忠谏之言，就会变得圣明。
只要君主圣明，臣下自然不必等到君主下令就会主动进谏，能够如此，还会有谁敢不恭恭敬敬地遵从君主的教导？”
“懂得这些道理其实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实行。如果您真的不把实行看做难事，这是非常符合先王的盛德的，这样，我若不进言，就是有罪过了。”
“只有努力学习古人的教导，才能有所收获。治国而不向古人学习，国家却能长治久安，我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学习一定要心志谦逊，必须努力不懈，这样，品德的完善自然就会实现。”高宗能够任用贤德之臣，敬奉天命，仁爱百姓，因此，使殷商能够延续。
何谓“祀”？与“祭”有什么区别呢？“祭”字的上半部分是右手拿着肉的样子，下半部分是一个拜访祭品的台子。这个字意味着随时而祭。
“祀”则意味着每年定时举行，而且非常正规。虽然说“祭祀”可以统称为“祭”，但是，“祀”则更加重要，对所祭之人更加敬重。
为什么会祭祀高宗呢？高宗能被祭祀，也是“前王不忘”的体现。高宗用贤德之臣，敬奉天命，仁爱百姓，这样的天子，能得到后世的祭祀，也能留芳于青史。
【乙】断章取义须合义，背义而用不可取。圣贤君子传正道，篡改利用当鄙弃。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不是完整的诗句，此句的全文是：“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照）域彼四海。”
这种用法，属于“断章取义”，但是，不违背原诗之意。如果违背原意，尤其是所“取”之“义”违背正道，就不可取了。
如今，“断章取义”已经是一个贬义词，其实，这是不应该的。“断章”的原因，是原来的文字过多，不能全部引用，所以不得不截取其中一部分文字。
“断章”的目的是什么？是“取义”。也就是取其符合正道的“义”，而不是篡改利用，为了达到自己一时的目的，截取一部分出来，为我所用。
比如，《论语》之中有一段孔子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这段话没有一点错误。
可是，为了“论证”孔子“歧视妇女”、“歧视劳动人民”，就把后面的“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舍弃，专门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截取出来予以批判。
《论语》之中有子夏的一段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段话说得也非常好，没有任何可以指摘之处。
可是，为了一时之间否定“科举制度”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原因，就只截取其中的后半句“学而优则仕”，歪曲之后再加以批判，绝口不提前半句了。
明朝有个文人说过：“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的是无论男子还是女子，都需要注释品德修养，都不要炫耀才能。
可是，为了“论证”中国历史上的妇女都是被歧视、被压迫的，为了使妇女也走出家门从事革命，从事社会工作，就截取后半句加以批判，绝口不提前半句。
如此“断章”，不是“取义”，而是“生意”。所谓“生意”，是说不顾原文的“意思”，而为了自己的“意思”，去篡改原意。
【丙】天子统辖有万邦，京畿之地是千里。诸侯不应再扩地，安民才合君子义。
《毛诗正义》说：“畿，疆也。”只解释了“畿”，而没有解释“邦”。朱子注解说：“邦畿，王者之都也。”是把“邦畿”放在一起解释。
武丁不是诸侯国国君，而是一代天子。天子所统辖的是各个诸侯国，而天子自身的“食邑”则只有“千里”。
诸侯的封地则需要百里。无论是天子的“食邑”，还是诸侯的封地，都有“疆”，也就是“边界”。不过，这里所说的“邦畿”，是指“边界”所围的地方。
所以，《诗经》中所说的“邦畿”，因为是对天子而言的，所以是指“京畿”之内地《大学》中所说的“邦畿”，则已经不仅仅是指“京畿”之地，而是天下的各国。
孟子说：“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
这里是说天子之地为什么需要千里，那是为了“待诸侯”；诸侯之地为什么需要百里，那是为了“守宗庙之典籍”。都不是为了权力地位，更不是为了贪图享受。
孟子说：“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
这里是说，不管功德究竟有多么高多么大，在分封的时候，诸侯的封地也不能超过百里，甚至不足百里。周公、太公都不是为了要多得土地，甚至尽量减少。
孟子说：“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
这里是以鲁国之事，说明诸侯之事。鲁国当时已经有方圆五百里的土地，超过标准四百里，如果天下有道，则应该减少四百里，然后才符合标准。
这多出来的四百里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别的国家侵占过来的。这种侵占的方式，是仁者所不会做的。因为有侵占者，就必然有反侵占者。
在侵占者和反侵占者之间，所进行的必然是战争。在战争中，双方都会有死伤，双方百姓都会受到伤害和扰乱。
某个诸侯国要通过战争的方式，去侵占别国的领土，也就是“杀人以求之”。其实，这也就是“霸道”。战国的结束，就是秦国以“杀人”的方式而实现的，可悲可叹。
孟子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这里是说，只要是学习君子之道的人，就要立志于仁；
如果在朝为官，就要务必以圣人之道引导和辅佐君主，而不能用霸道；如果身居君主之位，就要施行王道仁政，避免霸道。
【丁】国土是民安居处，不是君主之私田。使民安居且乐业，国家才能获久安。
所谓“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意思是说，邦国也好，京畿也罢，都是庶民居住之地。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天下不是为天子或君主所设。
天子的千里食邑，要使这里的人们都能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诸侯的百里封地，也是要使其中的人们能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朱子解释说：“止，居也，言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意思是说，“邦畿千里”应该是庶民居住的地方，应该是庶民安居乐业的地方。
国土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使其中的君臣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在君臣民三者之中，君臣的责任也就是“敬天保民”。
从朝廷君臣的角度来说，在平常情况下，君犹如庶民的天，臣犹如庶民的地，君臣是用来保护庶民、教化庶民的，君臣首先不是用来保土地的。
君臣平时能以仁心去爱护百姓、教化百姓，一旦遇到国家遭到外来侵略的时候，庶民才能为了恢复安居乐业而知到尽自己的义务，去抗击侵略者。
朝廷君臣平时不行仁政，导致失去民心，遇到外来侵略的时候，为了保住权力地位而割让土地，是朝廷之罪。
朝廷君臣平时不行仁政，只是贪图个人私利，遇到外国挑衅或侵略的时候，鼓动庶民为了保卫国土而投入战争，不可谓之仁。
从庶民的角度来说，无论朝廷君臣是否行仁政，外来侵略者侵犯家园、杀我同胞的时候，奋起杀敌、驱除寇仇，则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在《诗经》和《大学》讲座的过程中，曾经有朋友提出两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钓鱼岛问题？”下面我们另列题目谈谈这两个问题。
【戊】两岸本来是一国，自古中国分几多。朝代必然有更替，同文同化终有合。
首先说明：以下所谈到的两个问题，究竟如何解决，当然由朝廷决定。这里所说的，只是我个人学习华夏经典之后，所想到的个人见解或建议。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分裂了，都是全国之人、全族之人共同的痛。可是，这种痛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现在依然存在。
在这里，我们关心这个问题，不是最关心“国土”的问题，而是关注中国人以及中华民族的安宁问题。
这些年来，我们常常说，或者常常听到的是，“落后就会挨打”，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何在？
人们都知到“家和万事兴”这句话，同样道理，国家民族不和，则必然受外国欺凌。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使国家能和呢？这就要回答“应该怎么解决台湾问题”了。
且不说如何解决两岸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最关键的是两岸双方是否能够“得道多助”，是否能够“得民心”的问题。
如何能“得道”、“得民心”呢？唯一的符合正道的方法，就是施行王道仁政，也就是是否遵循天道，使百姓衣食无忧、身心安宁。
只要双方都能遵循天道，仁民爱物，那么，必然都会承认两岸都属于一个“中国”，虽然一时之间不能合一，必然会有合一的一天。
如果两岸的任何一方不遵循天道，不施行仁政，而另一方却能如此，那么，遵道施仁的一方也就是“得道”、“得民心”的一方，也将是“得天命”的一方。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既来之则安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前一句是说使本地已有的百姓能够身心安定，后一句是说遵道施仁的一方必然是民心所向的一方。
如果能像周文王那样，因为仁政而“得民心”，可以“三分天下有其二”，继续下去则两岸可以和平地合一。
当违背正道的一方失去民心的时候，而且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的时候，即使没有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能像周武王那样，民心所向的一方也可以出兵“救民于水火”。
可是，如今的两岸，大陆接受了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台湾人不愿意接受；台湾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大陆人不愿意接受。
双方都能接受、都应该接受的是什么？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华夏的经典，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所传的华夏正道。
为什么现在的两岸官方都没有真正接受中华民族的华夏经典和华夏正道？原因固然复杂，但是最要原因恐怕不外乎两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西方列强凭借数十年前以霸道乃至禽兽的方式得到的资本，所达到的如今的富裕和强大，国人因此而受到误导和诱惑。
第二个原因是，明末以及清代对华夏经典和华夏正道的歪解、篡改和破坏，加上数十年的战争所造成的各方面的破坏，国人因此对华夏经典和华夏正道一时之间失去了自尊自信。
不过，华夏经典和华夏正道没有断绝，也不会断绝。何况华夏经典所载的正道，其根基在于每个人的本心本性，其最高端则与天地之道一致；
另外，在历史上已经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实践作为可以遵循的规矩，又有秦朝以后两千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当国人学习经典过程中，逐渐去除误解，去除被歪曲的认识之后，必然会逐渐接受并遵从。不过，这需要从现在开始，需要时间。
【己】春秋经有公羊传，有大一统通三统。周封商裔居宋国，唯以贵宾进京城。
根据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春秋经》中有“大一统”和“通三统”之说。上面所说的是“大一统”之中的意思。
所谓“大一统”，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君主统摄一切”，更不是“国土的绝对统一”。“大”是“伸张”和强调之意。
天地人统于道，君臣民统于到，简单来说，也就是用“道”来统摄一切。落实到国家政治上，也就是君以道治国，臣以道事君，民以道行事。
两岸以华夏正道合一，在合一之前，能两岸无不合道是最好的。如果迫不得已而动用了武力，那么，那是两岸国人的不幸。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两岸能够合一了，那么，在合一之后应该怎样呢？这就涉及到了“通三统”的问题。
《春秋经》所体现的是“春秋统”，意味着在夏商周三朝之后的“新统”。这个“新统”，如何对待夏商周呢？
就像《论语》中孔子所说的那样：“行夏之时，乘殷之辂（路），服周之冕（免）。”字面意思是说，施行夏历，乘坐殷商的车，穿戴周朝的礼服礼帽。
如果深入一步来说，那就是把前朝符合正道的一切继承下来；在深入一步来说，则是不把前朝作为敌朝。
周文王和周武王不是要推翻商朝，而是要灭纣；也不是要灭纣，而是要救民于水火。商汤不是要推翻夏朝，而是要灭桀；也不是灭桀，而是要救民于水火。
按照华夏正道，“新朝”不仅不敌视“前朝”，而且要“继绝世”，对“前朝”很尊重。比如，周朝取代商朝之后，把殷商后裔分封在宋国。
在宋国，殷商后裔保持殷商的礼制，尊奉殷商的先王；宋国国君到周朝京城见到周天子的时候，天子不把宋国国君当做臣子接待，而是以贵宾之礼接待。
由此来说，当今的台湾朝廷，是中华民国的延续，两岸合一之后的台湾，就好比周朝建立之后的宋国，应该保持中华民国的礼制，尊奉中华民族的前代之君。
如果合一的时候，仍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华民国已经是前朝；两岸合一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中华民国，也应该像周朝对待宋国一样。
所谓像周朝对待宋国一样，也就是说，台湾的君主到大陆京城的时候，大陆君主要以贵宾接待，而不能以君臣之礼接待。
【庚】土地从来应养民，莫为土地而杀人。王道仁政是根本，抗侵复地为安民。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钓鱼岛问题？”前一个问题所说的是一个民族的前后两朝的问题，这个问题则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
首先，我们确定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像当初的西方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抢占地盘那样。
钓鱼岛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只是俄麦锐克把本来就不属于它也不属于倭国的钓鱼岛，私自送给了倭国所造成的。
问题已经产生了，就终究要解决。一个根本原则，也最高原则，那就是：土地是养人的东西，不是杀人的东西。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所以，最好不要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任何问题，而是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战争不应该由我们引发，不过，对于侵略者，我们也不会纵容。
据说，钓鱼岛上没有人口居住，也不适合人口居住，所以，我们在这里不用说那里的庶民是否能安居乐业的问题。
但是，钓鱼岛的问题，却涉及到中国人是否能安居乐业的问题。假如倭国能承认当初侵华的时候所犯的罪行，而且能与中国和平相处，那么，我们为了不把两国人卷入战争之中，保持现状还可以。
然而，倭国不仅至今不承认他们的罪行，而且要把本来不属于他们的钓鱼岛据为己有，这属于强盗行径，然而，为了尽量避免战争，我们仍然提出抗议，乃至强烈抗议。
中华民族期望和平，重视仁义，但是，在危害到百姓安宁的时候，却不能容忍侵略。如果倭国真的兴兵侵占钓鱼岛或中国的其它地方，中国就不能不为了反侵略而抗战了。
我们的抗战，不是为了保护钓鱼岛那块小小的地方，而是为了国民的安宁。因为倭寇侵占钓鱼岛，也不仅仅是为了那一个小岛，而是为了扼制中国。
仁义，不等于纵容。我们不发动战争，更不会去侵略任何国家。在倭国还没有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我们需要的是以仁政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做好战备。
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是我们的期望；万一倭国一意孤行，发动实质性的侵略，那就是迫不得已而必须应战了，那也就是我们要收复钓鱼岛的时候。
假如倭国能承认曾经的罪行，从此不再发动侵略战争，那么，我个人不会再称呼他们为“倭国”，可以按他们自己的国名来称呼他们为“日本”或者音译的名。
无论如何，中华民族能遵循王道，施行仁政，使我们的国人能安居乐业，这是当务之急，也应该是我们永远的原则，以此而达到“天下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