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忽然发现，我上一周错过了一次讲座，特此道歉。上次我们学习的是：“《诗》云：‘穆穆文王，於（屋）缉熙（及西）敬止！’”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的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今天我们只学习其中的前两句。
【28】为人君，止于仁。
所谓“为人君止于仁”，就是说国君必须自始至终立足于仁心。在这里，没有把“仁”和“民”联系在一起，而是只说“君”与“仁”，是说“君”自身之心是否立足于“仁”。
仁君不忍心看到臣民受到任何损伤，更不忍心去损伤臣民，满心所想的是如何使臣民身心安宁。
所谓身心安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衣食住行方面无忧，另一个是没有任何心理的紧张、压力和顾虑。
仁君不是为了得到个人以及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的私利，不是为了得到个人名誉，一切作为都不过是发自真诚的至善之心，都是“分内之事”。
仁君不把任何名利权位放在臣民生命之上，不用利益诱惑臣民，不依赖强力威胁臣民，不使用计谋欺骗臣民。
仁君之心，犹如天地覆载万物，生育万物，有功而不自居。他不考虑自身的荣辱得失，不仅仅照顾自己家族利益，不仅仅照顾党派利益，不仅仅照顾本国利益。
仁君在任何诱惑和威胁面前，都把臣民放在心上；仁君致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仁君遵王道，行仁政。
近日，听真一道子先生说，“王道”不是儒学的最高理想，最高的是大道，其次是天道（如三皇时代），再次是仁政（如五帝时代），到了夏禹、商汤、周文王所行的才是“王道”。
这样的仁君，历史上有过吗？当然有过，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是；历史上很多君主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仁君的要求，但是，他们能成为一代一代的明君。
要成为这样的仁君容易吗？根本不信也不顾仁义，直接把谋利放在心上，把国家当成一个最大的商业公司来管理，算不得“仁君”。
自己先内心认定无法遵循“仁政”的原则，或者认定“时代不同了”，于是，就放弃了“仁心”，那么，永远不可能踏上“仁君”的道路。
先有自身的修养，等到“明明德于天下”的时候，再等上君主之位，像尧舜一样，当然是最好；即使德行不够，而已经身居君主之位，从此时此刻开始注重自身修养也来得及。
从“仁心”的三个层次来说，首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要把自身生来就具备的恻隐之心充分发挥出来，不忍心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这是“止于仁”的最基本原则。
其次，“仁者爱人”，就是推广扩充这种恻隐之心，落实在言行上，体现为政令，从怜爱到爱惜，从爱惜到爱护，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再次，“仁者人也”，就是从对“人”的这种至善之心，进而推广扩充开来，以至善之心待民则是“仁民”，以至善之心待物则是“爱物”。
仁政有待于仁君而后能施行，仁君有待于自身仁德修养而后能可成。“仁民”和“爱物”虽然表现不同，但是，发心只有一个。
“为人君，止于仁”，是“诚意”的体现，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始终不偏离至诚至善之心。
当今的世界，因为礼崩乐坏了，所以，不仅仁心难见，即使是礼义也难见了，在此情况下，人们就热衷于用来维持人类社会最低要求的“法制”。
法制社会，是霸道的形式，意味着虽然是人类社会，但用来维持人类社会的法则却接近于动物世界，只是还没有完全像动物世界一样而已。
儒学从来不倡导霸道，而现实社会很容易走向霸道。人类社会的“向上一路”，就在于从“霸道”而走向“王道”。
遵循尧舜的仁政规矩，然后才能成就王道。有了王道，然后再说天道、大道。我们着急不得，欲速则不达。
这里所说的“为人君”，当然首先指的是身在国君之位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要认为只有已经身在国君之位的人才需要“止于仁”。
一国之君，一个群体之君，一个单位之君，一家之君，一身之君，都需要注重“止于仁”。毕竟“仁者，人也”，也就是说，“仁”是人之所以能成为顶天立地的人的关键所在。
要“止于仁”，也许结果未必能达到，但是，可以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如果所想的只是“爱民”，那恐怕很难做到“止于仁”。
换句话说，以尧舜为师，如果尽心尽力而未达，则可以像夏禹、商汤、周文王；以夏禹、商汤、周文王为师，如果尽心尽而未达，则可以像汉武帝、唐太宗。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圆规和矩尺，是测画方圆的最高标准；圣人，是人之伦常的最高标准。想要做一个好的君主，就要遵循君主之道；要做一个好的臣子，就要遵循臣子之道。无论是为君之道，还是为臣之道，两者都效法尧舜就是了。
“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如果不依据舜作为帝尧之臣做事那样去在君下做事，那就不能算是敬其君主；如果不依据帝尧用来治民的做法那样去治民，那就是伤害其庶民。孔子说：“治国之道有两条，不过是仁道和不仁之道罢了。”
“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用残暴的政令去对待庶民到了严重的程度，就会使自身被下级、晚辈所杀，使国家因此而被灭亡；如果还没有到严重的程度，就会使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国家遭到削弱。
（这样的君主）一旦其谥号被确定为表示昏暗的‘幽’字，或表示暴虐的‘厉’字，那么，即使后代有孝顺之子、仁慈之孙，即使过三千年也无法改变这样的谥号。
《诗经》说：‘殷商之鉴尚未远，即在夏末其君亡。’诗中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殷切期望从今而后，为人君者能以此为鉴。
人们常说：“上行下效。”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倍之。”因此，君是否能“止于仁”，关系到国家风气问题。
【29】为人臣，止于敬。
所谓“为人臣止于敬”，就是说身为臣子必须立足于敬，始终不偏不离于敬。这里所说的“敬”，与上面所说的“仁”一样，都是从内心所持所守的角度来说的。
什么叫“敬”？一旦有了苟且之心，便不再符合“敬”的原则，所以，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以使自己的情感不至于远离本心本性，这样也就不至于因为个人的疏忽而祸国殃民。
凭借对礼法的畏惧，或者因为利害得失，而产生出来的小心谨慎，还不算是“敬”。“敬”是没有外在条件的。
《连山易》的卦象之中，有一个“崇山君”，还有一个“伏山臣”，分别对应《周易》的“乾坤”两卦，由此可以说，君要像天一样“无私覆”，臣则像地一样“无私载”。
“为人君”的人所颁布的政令，关系到庶民，但是，这些政令的执行者是“为人臣”的人，因此，臣子是直接关系到庶民生活的人。
从国家来说，“臣子”相当于当今的“官员”。如果官员没有敬意，必然无德无礼，再好的政令也无法得到好好落实。
假如说臣子成了贪官污吏、奸佞小人，那么，上会扰乱国家，下更会祸害百姓。“为人君”而不仁，犹如“天崩”；“为人臣”而不敬，犹如“地裂”。
臣子所要“敬”的是什么？是道义、仁义、礼义、正义。因此，身在臣子之位，就需要“以道事君”，而不是随波逐流，不可阿谀奉承，更不可助纣为虐。
一心要升官发财的所谓“臣子”，当然不算是“敬”；即使是不求升官发财，而担心失去官职，担心受到责罚，那也不算是“敬”。
臣子应该是从有修养的庶民百姓中选拔推荐而来的，这就是孔子所强调的“举贤”。这样的贤人，在臣子之位才能是“从政”，而不是“做官”。
“从政”，必须是以自身之正而能使人正；“做官”，则是恪尽职守地管理好自己所负责的事情而已。
当国君的言行不合道义的时候，臣子有劝谏之责；当百姓的言行不合道义的时候，臣子有导引之责。
假如臣子没有道义的修养，便无法规劝国君的错误，也无法导引百姓归于正道。因此，做臣子的怎敢不敬呢？
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里所强调的是，身为君，则注重“使臣以礼”；身为臣，则注重“事君以忠”。
需要注意的是，“君使臣以礼”不应以“臣忠”为前提，任何人无法要求他人忠诚；君子不因为外事外物而改变忠诚，任何时候都不失去礼义。
孟子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仇）。”
无论是孔子所说的，还是孟子所说的，都有这样一个原则：面对君主，则告诉君主的为君之道；面对臣子，则告诉臣子的为臣之道，都是为了使人“反求诸己”。
同样道理，君子不会面对君主而指责臣民，也不会面对臣民而指责君主。所以，孟子上面这段话，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是对君主而言，而不是对臣民而言。
孟子的意思是说，对君主来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是最关键的，自己做得不好，就怪不得臣子了。
然而，不能理解为臣子应该因为君主做得不好就放弃了“敬”、“忠”。所谓“三谏而不从则去之”，是说臣子如果无法行其义，可以不再“为人臣”。
不再“为人臣”了，也就意味着臣子不在臣子之位了，也就不存在“君臣”关系了，也许会成为其他国家的臣子，也许成为庶民之一。
孔子曾经把臣子分为“大臣”和“具臣”两种：“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具臣”是职责不高的官员，他们也不是永远服从于君主，即“弒父与君，亦不从也。”
孟子则又把”大臣“分为“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对前者来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说，君主有大罪过，反复劝谏而不听，就换掉君主。
对后者来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这与孔子所说的“不可则止”是同样道理，如果如此情况下还留在臣子之位上，不仅不能行道义，而且会助纣为虐。
孟子进一步又分别说了“天爵”和“人爵”的不同。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为人君止于仁”的“仁”，“为人臣止于敬”的“敬”，是修“天爵”之所必需。为什么叫做“天爵”呢？因为是修养天所赋予的善性，从而此爵位得之于天。
孟子接着说：“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腰）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江希张先生说：“孟子时的人，还修天爵以求人爵，孟子说他终归于亡。后来的人，修起奸诈鬼谲（绝），横（去声）暴阴险，贿赂钻营，以求人爵，我不知早晚是怎么呢！”
中国文化，把国人分为“君臣民”，三者一体。君犹如人体之头颅，臣犹如人体之手足，民犹如人体之躯干。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能“为人君止于仁”，然后能“君君”；能“为人臣止于敬”，然后能“臣臣”；
结合下面要讲到的来说，能“为人父止于慈”，然后能“父父”；能“为人子，止于孝”，然后能“子子”。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从“四端”而立足，是修身之始。
“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从此“四端”开始修身，是自己害自己；
对臣子来说，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按照尧舜的规矩而行政，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修养仁义礼智，那就是在害自己的君主，当然是不敬。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止于仁”也好，“止于敬”也好，都有一个起点，即从仁与敬发心；都有一个过程，即始终不偏离仁与敬；都有一个方向，即无不仁与无不敬。关键在于“扩而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