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请先将全诗认真阅读几遍：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讶）之。

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江）之。

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二、关于《召南》：

这个题目，是要说明“召南”与“周南”的关系、“召公”与“三公”的关系。

1.“周南”、天子、周公的关系：

“周南”和“召南”的“南”，所指的都是“教化从北向南”的意思。“周南”是从周公治理之地而言，“召南”是从召公治理之地而言。

周公治理之地是“王畿(ji1)”，也就是天子的京城所在地。京畿之地，不是由天子直接治理，但也有边界，也有负责治理的官员。“王畿”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为天子提供祭品、俸禄、粮菜、劳役的地方。

当时，治理“王畿”的官员就是周公旦，好比说，现在我国的中央政府在北京，但是，北京市却有市长治理，而不是由国家主席直接治理。周公自己的封地是鲁国，由他的长子伯禽代加治理。

《诗经》为什么不从“天子”开始，却要从《周南》开始呢？

首先，孟子说过，“天子受命于天”，但是，道德崇高而得人心之后才能成为“天子”，并非仅仅得到百姓拥戴就可以成为受命的天子，如果没有崇高的道德更不能成为受命的天子。《关雎》一诗之中，文王虽然已经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却还在提高道德修养、施行教化、以仁政治国的过程之中，这也可谓是从未受命到受命、从未得民心拥戴到得到民心拥戴的过程。

其次，天子最首要的是德高，这是修身的问题，但是，仅仅德高还不够，还要齐家、治国，而后能平天下。德是内在的东西，通过言行而体现出来，没有言行则无法显现于外。《易经》中说：“天德不可为首也。”《道德经》中说：“太上，下之有之。”张尔岐先生解释说：“太上盛治之君，下但知有之而已。”《奇门遁甲》中以乙丙丁为奇门，但是，甲却不显露于外。天子平天下只是德，而不以“功”来说。

其三，从齐家、治国来说，首要的则是任贤。文王之下，贤德莫过于周公旦。周公行教化，并非用自己创立的学说主张去“行教化”，而是秉承先王之道、遵奉天子之令去行教化。身为臣子，有功德也不敢自以为有功德，而将功德归于天子。此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2.“召南”、先王、召公的关系：

《毛诗序》中说：“然则《关雎》、《麟趾》之化，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zou1 yu2)》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召公治理之地，这里的召公是指召公奭(shi4)。其实，这里所体现出来的，并非召公一人，而是各诸侯国的治国正道。

召公治国怎么治？行“先王之教”而已。这里的“先王”所指的是周族的先祖太王古公亶父(dan3 fu3)、王季季历，都是仁德之君。

“先王之教”与“君主之教”不同。“先王之教”，重视的是符合王道的教化之道，而不是“先祖”私自订立的典章、制度、政令，否则，便是“臣以君为师，民意臣为师”，从而也就是失去了“道义”的标准和原则。

“行先王之教”，意味着符合“孝道”的做法。《中庸》中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意思是说：“所谓符合孝道的人，是善于继承前人之志向，善于承续前人事业的人。”

“召南”的“南”，和“周南”的“南”一样，都是“教化从北向南”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召公“行先王之教”并非召公自己另立其“教”，因为“文王之教”也就是“先王之教”。孟子说：“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3.今古文经学中的“三公”：

西周天子之下有“三公”，是朝廷之中除了天子之外，最尊贵显荣的三个官职。西周建立之前和初期，身在三公之位的是指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

“广义”的“三公”是指什么呢？今文经学认为分别是司马、司徒、司空，古文经学认为分别是太师、太傅、太保。

两种说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经文经学所讲的，往往是超越具体朝代的制度，是从“为万世立法”的高度来说的，所以，具有标准性、原则性、通用性。

古文经学所讲的，往往是针对某个朝代、某个国家的制度事实，所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参考性。

因此，要讲经学，应该倡导的是今文经学的说法；要讲史学，则会重视古文经学的说法。

从经学来说，司马是主管军事的，司徒是主管教化的，司空是主管天文历法的。这是天子治国平天下最关键的三件大事。

军事维护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以此使人能够身安；教化维护道德标准、礼义原则，以此使人能够心安；司空维护遵循天道、指导人事，以此使天下能够长治久安。

从史实来说，太师、太傅、太保，三者都是辅佐君主的官职，太师辅佐君主的政治策略制订，太傅辅佐君主拟定和决策军国大事，太保辅佐君主教育太子。这种设置，降低了对司空职责的重视程度，司马和司徒的职责也偏向君主了。

4.历史上的“三公”：

西周取代殷商之前，姜太公侧重于军事，接近于司马职责；周公旦侧重于教化，接近于司徒职责；召（邵）公奭（是）侧重于教导太子，身任太保之职。

秦朝不设“三公”，大权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可谓大权独揽。西汉之初，沿袭秦制。

到了汉武帝时期，在此设立“三公”，分别叫做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但是，仍然有大司马之职，而且权位在丞相之上，可见对军事的重视程度。

汉成帝时期，把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和大司马、丞相一起，构成了新的三足鼎立的“三公制”。

西汉末期，大司马改称太尉，大司徒和大司空改称司徒和司空，以太尉居首，还是体现出对军事的重视。

东汉之后，“三公”变化较大，而且时兴时废。到了隋唐宋朝，“三公”权位极大降低，而成为名高无权的虚衔。

明清时期，君主独揽大权，“三公”之制几乎完全废除。

总体来看，西周之后，“三公”权位的逐渐降低，君主权位则逐渐提高。这也就意味着越来越远离经学的标准和原则，中国社会也因此而越来越接近于君主极权了。

司空职责的降低，意味着对道义的轻视；司马职责的降低，意味着君主权力的加强；司徒职责的降低，意味着君主政令越来越凌驾于圣贤经典之上。

三、《诗序》讲解：

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鸠，乃可以配焉。

1.国君与夫人的修养：

顾名思义，“鹊巢”也就是喜鹊的巢穴。喜鹊的巢穴，当然应该是喜鹊居住于其中。这个巢穴建造得怎么样，要看喜鹊自己如何。在此诗中，鹊巢象征诸侯国国君的地位和家庭。

按照经典正道来说，如果没有大功大德，也就不足以成为一国之君。所以，国君的爵位是凭借着善行和事功的积累而得到的，善行来自善心，事功来自敬业。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不是说国君已经有爵位之后才有夫人，而是夫人有德而能辅佐国君，此所谓“家和万事兴”，也就是“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不能理解为夫人凭借有德而来寄居。

喜鹊如何建巢呢？按《毛诗郑笺》的说法，喜鹊建巢，从冬至开始，到春季完成，犹如国君积累德行功绩的过程，但不能理解为积累德行功绩的结果。由此而言，男人不是要等到事业成就了之后才结婚，但是，修德却是首要的。

鸤鸠是什么？是一种鸟，一般我们称之为布谷鸟。鳲鸠从自己的家中长大之后，自己不建造巢穴，而是居住到喜鹊巢之中，在此诗中，意思不是说鸤鸠夺占喜鹊的巢穴，而是与喜鹊合住在同一个巢穴之中，并且与喜鹊合称为一家。

“鸤鸠之德”是什么“德”呢？是专静纯一之德。所谓“夫人之德”，也就是要“专静纯一”，有这样的德行，然后可以与国夫人之位相称。“夫人”是谁？只有国君的正妻，才能叫做夫人。

这是与《关雎》之中的君子配淑女、淑女配君子、以德相配一样的道理。

一个诸侯国的百姓是否安宁，是否知书达礼，在于国君是否有德；百姓是否安宁，是否知书达礼，在于国君是否能识别并任用贤人；国君是否能识别并任用贤人，在于国君是否有道德修养；一个人是否能适合国君之位，在于国君是否能尽国君之责、得到臣民拥戴。

总之，喜鹊善于建巢，象征着诸侯国之君的德能修养，有此德能修养才能拥有此爵位。虽然说德能修养而得到的爵位也终有失去之时，但是，没有道德修养，即使暂时、侥幸得到此爵位，极少最终自己不受害也不伤害别人的。

与有德君子相配的，必须是有德淑女。因此，诸侯选择夫人，标准是女子之德；如果不选择德高的淑女，却只顾情色，那么，不仅意味着君德有亏，而且会扰乱后宫，进而危害天下。历史上，这样的悲剧不少，如果不能引以为鉴，那么，悲剧将会不断重演。

女子出嫁，也只有与有德君子相配，才能拥有真正可依靠的归宿；如果女子不选择德高的男子做丈夫，轻则家庭不和、夫妻难久，重则难逃自身乃至家庭的悲剧。

2.联系现实来说：

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绝不可能所有的国君都能达到经典的标准，历史是不完美的，圣贤君子给我们开出的太平之路，目的在于尽可能使历史和未来趋向于完美，可是，能让历史趋向于完美不是要靠圣贤君子之道，而是要靠我们提高自身修养，遵循圣贤君子之道去做。

同时，历史上的国君夫人也并非都是德高的淑女。天子贪恋女色而弃国家百姓于不顾，有夏桀、商纣、隋炀、唐玄宗等等；国君贪恋女色而弃国家百姓于不顾，有吴王夫差、陈后主等等，他们的结果如何，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于国君和夫人，德行的要求当然要高；对于官员，德行的要求也不可不高，毕竟他们是关系到国家安宁、百姓生命的人。

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如果国君不用正直之人，那么，无异于自找麻烦乃至自取灭亡。

就算是普通男女，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更何况，今天的普通男女，也许就是未来的君臣。如果今日不修养自身德行，即使登上了君臣之位，也难以安国安民，相反地，却可能有意或无意之间成为祸国殃民之人。再退一步来说，就算终生都只是庶民，不重视自身的德行修养，也难以安己、安家人吧？

有人说：“女子嫁错郎，自己的一生就毁了；男子娶错妻，三代人就毁了。”这话是有道理的。怎么叫选错呢？也就是选择了品德不端之人吧？前半句好理解一点，后半句怎么理解呢？如果妻子不淑，能善待公婆吗？能尽妻子之责吗？能以正道教育好子女吗？

3.从“后妃”到“夫人”：

《周南》的十一篇，是从“后妃之德”说起，《召（绍）南》的十四篇，则是从“夫人之德”讲起。

如果我们用《易经》六十四卦来与《诗经》联系起来看，那么，《易经》以乾坤两卦为首，是《易经》的门户；《周南》和《召南》就好比是乾坤两卦。可谓《诗经》的门户；《易经》通过乾坤两卦来体现天地之道，而大道贯通于其中，《诗经》则以《周南》和《召南》来体现君臣之道，而王道贯通于其中。

《周南·关雎》是以“后妃之德”明示天下，其中包含着天子与王后的德行；《召南·鹊巢》则以“夫人之德”为表率，其中包含着国君与夫人的德行。

后妃之德与王者之德相配，夫人之德与诸侯之德相配。夫人之德以后妃之德为学习者。诸侯国国君凭借德行的修养和事功的建树而得到爵位，能成为国夫人的女子婚配而成家并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

君道与臣道，都是以王道为准则。所谓“为人君止于仁”、“君使臣以礼”是君道，所谓“为人臣止于敬”、“臣事君以忠”是臣道。

儒学经典之中，不会把倡导“君不仁、无礼则臣不敬、不忠”，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则难免因为“君不仁、无礼”而导致“臣不敬、不忠”。因为君臣之间不应该是“交易关系”，君子所要奉行的是“絜矩之道”、“反求诸己”。

四、《鹊巢》讲解：

第一章：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讶）之。

第二章：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江）之。

第三章：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

1.参考性译文以及表面涵义：

喜鹊所善在建巢，鳲鸠有德而能居。此女出嫁得归宿，有车百辆亲迎娶。

喜鹊所善在建巢，鳲鸠有德能拥有。此女出嫁得归宿，有车百辆护送走。

喜鹊所善在建巢，鳲鸠使之能充盈。此女出嫁得归宿，车各百辆大礼成。

此诗表面开来，只是一次婚礼的过程，是说国君迎娶夫人，用一百辆车去亲自迎接；夫人的娘家，用一百辆车来护送；双方都用一百辆车，而成就婚姻大礼。

如果只看到此诗的表面涵义，那么，跟没有读这首诗也查不到哪里去，更不能说所读的是《诗经》中的《鹊巢》，而是把此诗当成了一首普通的诗歌了。只有理解其深层涵义，然后才能说是在读《诗经》中的《鹊巢》。

2.关于“百两”与婚礼的隆重：

所谓“两”，有两个读音，一个是一声，一个是四声，都可以。因为一辆车有两个车轮，所以，“百两”也就是指“一百辆车”。我们现在可以通读为四声，读作“辆”。诸侯国的国君在婚礼上用一百辆车，是表示婚姻的郑重其事，更是体现真诚和亲情。

首先，迎接和送行的车辆多少，体现的是婚礼的隆重，这种隆重的程度的不同，在表面看来是权位的等级决定的，但是，因为在经典之中，权位的等级又是由德行的水平决定的，所以，德行不够而有其权位，这本身就表示国家有问题了，不符合儒学正道。这就好比祭祀祖先的时候，天子用八佾(yi4)，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三十六人；公卿用四佾，十六人；大夫和元士用二佾，四人。这是礼仪规定，前提是有其德者得其位。

其次，礼仪的前提在于诚敬之心，而不是摆排场，否则便是虚伪。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开头就说出了礼的原则“毋不敬”。也就是说，没有诚心敬意，即使玉帛钟鼓再多，也不符合礼乐原则。同时，诚心敬意也需要有形式体现出来，只不过所需要的形式要与德、位相称。

结婚固然是喜庆之事，但是，婚礼的仪式却不仅仅是要表示喜庆，更需要隆重、严肃。当今的中国人往往赞美西方婚礼的严肃，却不知道百年之前中国婚礼的严肃性。中国人，应该用中国的传统婚礼仪式举行婚礼，这是民族自尊心的体现，是民族自信心的体现，是对中国文化信仰的体现。

可是，当今的中国，婚礼仪式大多是“中西掺杂”的，或者是“西方化”的，或者是沦为形同儿戏了。西化的婚礼仪式从清末开始出现于中国，蒋中正先生和宋美龄女士采用西式婚礼而使之得以流行，此后一段时间内则是简化的或中西掺杂的，近三十年来西化的婚礼再次多了起来，中国传统的婚礼则在近十年来开始再次出现。

婚礼不隆重，不严肃，那么，婚姻就不牢固。婚姻不牢固，那么，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的安定都会受到伤害。

3. 关于“御之”与“亲迎制”：

所谓“御”，这里读作“迓”，是“迎接”的意思。谁去迎接呢？无论是天子、国君，还是臣民，男子娶妻都必须亲自钱去迎接，这就是“六经”所制订的“亲迎制”。

按照孔子确定下来的“亲迎制”来说，在婚姻仪式上，男子必须亲自前往迎接新嫁娘，无论是天子、诸侯，还是公卿大夫、士人庶民，都必须如此。

《大戴礼记·哀公问》中记载，鲁哀公认为“亲迎制”要求天子、诸侯去亲自迎接女子，对女子的重视太过分了。孔子表情严肃而庄重地说：“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

因为“同姓不婚”，所以，婚姻双方所涉及的是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诸侯国，因为婚姻而使得两姓、两国之间有了更密切的关系，“亲迎”不仅涉及到是否对女子以礼相待的问题，还涉及到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问题，怎么能不重视呢？

婚姻之后，方能孕育繁衍后代，从而使历代圣贤之道得以永远流传，使得天地、宗庙与社稷都能有人敬畏地祭祀，所以，婚姻涉及到圣贤之道的流传问题，涉及到人类生生不息的问题，涉及到是否能有人继续祭祀天地、祖先、社稷的问题，怎么能不重视呢？

孔子为什么要确定“亲迎制”呢？按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义理上的主张。“从义理上看，孔子认为夫妇之道是人道之始，人类群体生活中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肇始于夫妇关系，即有了夫妇关系，才会有父子关系，从而才会有君臣上下等社会关系；若没有夫妇关系，就不会有生育，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第166页）

第二，是历史上的原因。《春秋经》是从鲁隐公开始的，但是，隐公被弑而使鲁国大乱，究其根源则是因为隐公的父亲鲁惠公婚姻不正。

惠公的嫡夫人无子，而他的名叫“声子”的妾生下了儿子，名叫“息”。息长大之后，惠公为息从宋国娶妻，娶来之后，惠公发现此女甚美，就从儿子“息”的手中将此女夺去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个宋国女子为惠公生下了名叫“允”的儿子，然后，立宋国女子为夫人，“允”成为太子。

这里的“息”就是《春秋经》中的“隐公”，“允”就是“桓公”。“一是宋女至见其好而夺之，是不亲迎之礼之甚，二是夺子之妻而妻之，是名不正言不顺。正由于惠公在婚娶上妃匹不正，才最终导致了隐桓之祸的发生。”（第167页）

鲁惠公一人的无德，所导致的岂止是他一代人的悲剧，更引发了此后连续不断的悲剧，包括子孙的、国家的、社会的悲剧。

4.娘家情义与夫人德行：

男家有德而亲迎，女家有情而送行，因此，亲迎与送行构成了双方的礼仪形式。双方竟然各有百辆之车迎送，礼仪非常隆重。

然而，我们应该学习的不是其车多礼重，而是男子之所以能够拥有爵位的道德修养——“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是女子之所以能得到男方敬重以及自己家人真情的道德修养——“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鸠，乃可以配焉。”

鳲鸠之德究竟是什么样的德？“均一之德”。《毛诗正义》说：“尸鸠有均一之德，饲其子，旦从上而下，暮从下而上，平均如一。”因此，心正而不偏，才能具备这“均一之德”。

《左传》隐公元年中所记载的郑国姜氏厌恶长子寤生（郑庄公）而偏爱小儿子“段”（共叔段），其结果不仅影响到母子、兄弟，更影响到臣民、国家。偏心偏爱，便有悖于“厚德载物”原则。

惟有具备“均一之德”，才能与夫人之位相配，才能与这隆重的礼仪相配。鳲鸠来到鹊巢，是因为有德才能被迎来。

第一章的“居之”，也就是以鹊巢为平时安居之所；第二章的“方之”，也就是以鹊巢作为存身立足之地；第三章的“盈之”，也就是不把鹊巢视为一己私有，却能容纳众人，只有这样，“夫人”才能算做把“鹊巢”当作自己的归宿。

婚姻仪式涉及到男女双方，“御之”是男方亲迎，“将之”是女方送行，“成之”是双方共成婚姻大礼，其中，男女双方都是有车百辆，因此，不能视结婚主要是男方之事，但其中要求更为严格的是男方的德与礼。

4.关于“夫人”、“妃媵(ying4)”的问题。

《公羊传》中说，诸侯一次可娶九女，其中男方和女方的侄女和妹妹作为陪嫁之人（也就是“媵”，共有八女。在此，不想考证其制度究竟如何，只说道理。

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妃嫔媵妾”是历史上的现实存在，并非孔子的倡导，而且孔子、孟子终生都没有“纳妾”之事。所以，儒学经典不提倡这样的做法，却不能否定历史上的存在。

在帝王世袭的时代，天子只能有一位王后，诸侯国国君也只能有一位夫人，至于妃嫔媵妾，在《周礼》之中也有定数，怎奈后世帝王权贵乃至富豪竟然随意纳嫔妃小妾，非为传宗接代，更非母仪天下，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色欲、淫欲，悖逆圣贤之道，伤害无辜妇女。

如今，世袭制已经成为历史，嫔妃已不复存在，但是，总还有妯娌、兄嫂、小姑。女子出嫁为妻，有德才能与之和睦相处，使家庭团结。一旦私心产生，则上难以孝敬父母，中难以和谐家人亲戚邻里，下难以教育子女，又如何能使家齐、国治、天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