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晚上好！今晚我们继续学习《燕燕》这首诗。“燕燕”就是燕子，古人称之为“鳦(易)”,又称“玄鸟”。我们先把诗歌原文阅读三遍。

燕燕于飞，差（ci1）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飞，颉（谐）之颃（航）之。之子于归，远于将（江）之。瞻望弗及，伫（住）立以泣。◎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仲氏任（认）只（之），其心塞（色）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序）寡人。

一、题解及诗序讲解：

诗序：《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

【1】燕燕本来即燕子，时至寒冬向南飞。此处代指妾戴妫（归），桓公被弑故南归。

“燕燕”，按《毛诗正义》的说法，就是指燕子。《诗经通论》引《诗名解》也说：“按，鳦鸟，本名‘燕燕’，不名‘燕’，……若夫单言‘燕’者，乃乌也。”

此诗为什么以“燕燕”为名呢？因为燕子属于候鸟，到了冬季，北方的燕子在冬季的时候会南飞，春季的时候返回北方。

此诗写的是“卫庄姜送归妾”。这位即将归去的妾是谁？是来自陈国的女子，陈国国君是妫（归）姓，所以称之为戴妫。这里所说的燕子，就是代指戴妫。

戴妫是谁？按《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娶了齐国一个名叫“东宫得臣”之人的妹妹，即夫人“卫庄姜”，因为卫庄姜虽然貌美却没有生育子女，

后来，卫庄公又娶来陈国国君之女，名叫厉妫。厉妫生了孝伯，而厉妫早死。不知到这位“孝伯”是不是“州吁”。她的妹妹作为媵妾，随着姐姐厉妫嫁给卫庄公，生下了卫桓公。

《左传》没有说卫庄公娶厉妫作为“夫人”，但是，《史记·卫世家》里面却说以厉妫为“夫人”。按礼，诸侯不能娶两个“夫人”，而且当时卫庄姜尚在，《毛诗正义》认为娶之为夫人，不合史实。

《卫世家》说，卫庄公把厉妫作为“夫人”，是卫庄公失礼；那位小妾僭越夫人之位，卫庄公也以“夫人”待之，也是失礼。

厉妫大概是作为“卫庄姜”的“媵妾”身份娶过来的，可是，《左传》中说：“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可见，卫庄公以“媵妾”身份娶厉妫，是非礼之事。

《左传》没有说戴妫生下儿子之后就死了，只是说卫庄姜把戴妫所生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卫世家》却说戴妫死后，卫庄姜奉卫庄公之命抚养其子。《正义》认为，“戴妫死”之说也不合史实。

卫庄公薨（轰），就是卫庄公辞世之后，本来继位的国君是戴妫所生的儿子，名叫“完”，继位后，就是卫桓公。那位僭越小妾所生的儿子，名叫州吁。桓公在位的第四年春季，州吁弑（是）桓公。

桓公被弑之后，州吁残暴，大权在握，卫国的一些臣子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戴妫作为卫桓公的生身母亲，感觉到卫国就好比已经进入冬天，所以选择了像燕子南飞一样离开。

如果戴妫只是暂时回到陈国，可以称之为“归宁”；如果是回家探望父母，则后世称之为“省（醒）亲”。此次戴妫是一去不复返，所以叫做“大归”。

何以知到“大归”之人，是戴妫呢？《毛诗正义》说，因为此诗中有“先君之思”的说法，指的就是卫庄公已薨，桓公已经继位。桓公被杀之后，永远离开卫国的应该是桓公的母亲，桓公的母亲就是戴妫。

戴妫作为桓公的母亲，在桓公尚在位的时候，不能随便“归宁”，即使要“归宁”，卫庄姜也没有前去送别之礼。

正因为庄公、桓公都已经“薨”了，意味着戴妫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她要离开卫国的时候，州吁不会去送，而卫庄姜作为“夫人”，作为桓公的养母，与戴妫本来就友善，又都为桓公之死而感伤，所以，“泣涕而送之”，而且“越礼远送于野”。

【2】庄姜戴妫别离后，内外相应救国家。春秋经中大复仇，贼子弑君当讨伐。

按礼来说，姜氏身为夫人，“送归妾”是“越礼”之事，“越礼远送于野”更是“越礼”之事，但是，卫庄姜为什么要远送戴妫呢？

按《春秋公羊传》，臣子弑君，被弑之君的臣子应当讨伐弑君的乱臣贼子。可是，桓公被弑，却一时之间无法讨伐。

从后来的史实来看，无论是戴妫“大归”，还是卫庄姜送别，都是为了来日讨伐弑君的乱臣贼子。所以，姜氏“送归妾”貌似“越礼”，而实际上则符合仁义。

《诗义折中》说：“州吁弑立，卫人胁从。而庄姜戴妫乃能内用谋臣，外用与国，讨贼定乱，其功可谓奇矣。”

意思是说，州吁弑君，自立为君，卫国之人协助他。可是，卫庄姜和戴妫两人，在卫国国内任用谋臣，在外借用友邦之力，讨伐贼子，平定叛乱，功绩出奇。

由此可知，卫庄姜留在卫国，是为了“讨贼定乱”；戴妫回到陈国，也是为了“讨贼定乱”。《传说彙（汇）纂》根据《史记》的记载，说“州吁袭杀桓公自立，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石碏（确）与陈侯谋，因杀州吁于濮。”

“因史以论诗，则戴妫之大归，正后日石碏用陈以讨贼之由也。然则庄姜之越礼远送而惓惓于戴妫、为之泣涕不置者，当非仅寻常妇人女子离别之情，其亦有他望也欤？”

意思是说，州吁自立为君之后，要去攻打郑国，请求宋国、陈国、蔡国出兵相助。当此之时，卫国的贤大夫石碏去跟陈国的国君谋划，趁机在濮地杀掉了州吁。

或许石碏就是卫庄姜所任用的谋臣，陈国国君能愿意与石碏谋划杀掉州吁之事，或许与戴妫有关。这意味着卫庄姜和戴妫在分别之时，就已经商定下了对策。

但是，《诗经》需要作为“经”来解说，而不应该作为“史”来解说，所以，发生在此诗写作之后的事情，我们这里不必多说。

不过，还需要说明一下卫庄姜和戴妫的做法是否符合礼义。我们依据蒋庆先生《公羊学引论》中关于“大复仇”的内容来做一下解说。

所谓“大复仇”的“大”，是推崇、肯定之意。对“复仇”的推崇和肯定，不是“以德报怨”，也不是“以怨报怨”，而是“以直报怨”的体现。

所谓“以直报怨”，是出于正直之心，用正直的方式，维护正直之道。卫庄姜和戴妫，不是要为自己复仇，而是为了讨伐、铲除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使卫国得到平定。

《春秋》所说的“大复仇”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二是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三是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卫庄姜和戴妫所做的事，属于第三种情况。

【3】正义复仇有三类，公羊传中有解说。诸侯国间相复仇，即使百世亦曰可。

以前我们说过，华夏经典中最难读懂的两本书，是《易经》和《春秋经》。尤其是《春秋经》，如果不懂其中的“微言大义”，就根本不算读懂。

在“春秋三传”之中，最能阐明“微言大义”的是《公羊传》，其次是《谷梁传》，而《左传》只是记录《春秋经》所涉及到的历史事实，不是阐明“微言大义”的。

所以，读懂了《公羊传》，才能读懂《春秋经》；只是读懂了，甚至读通了《左传》，也不能说是读懂了《春秋经》。下面我们就依据《公羊传》解说一下“大复仇”的原则。

下面的内容，因为大家对《春秋经》的表达方式已经非常陌生，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所以，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不过，请大家耐心地看一看，我也尽量讲得浅显一点。

《春秋经》中涉及到“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在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

《公羊传》曰：“大去其国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灭之？为襄公讳。《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

“纪侯大去其国”，所说的是纪侯及其大夫丧失了自己的国家，意味着纪侯君臣是咎由自取，是自取灭亡。可是，历史上事实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是纪侯被齐襄公灭掉了。可是，《春秋经》为什么不说“齐襄公灭掉了纪侯”？是为了避讳齐襄公的罪过。也就是否定齐襄公的做法，而且必须予以惩罚。

齐襄公有什么罪过？身为一个诸侯国的国君，没有得到天子之命，就私自灭掉同样是诸侯国之一的纪国，当然是罪过，而且罪过极大。

《春秋经》讲究“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可是，史实上的齐襄公并非“贤者”、“尊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君”，这里为什么要为他避讳呢？

首先，因为春秋之时，已经没有了名副其实的“天子”。有名副其实的天子，那么，诸侯国需要听命于天子去讨伐其它有罪的诸侯，以便维持正义，除暴安良。

既然当时没有名副其实的天子了，能够维持正义、除暴安良的诸侯国国君，灭掉罪有应得的其它诸侯国，虽然不值得推崇，但也不能完全否定。

其次，齐襄公灭掉了纪侯，其动机不是为了掠夺土地、人口，而是为了复仇。齐襄公的仇是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历史了。

当初，纪侯对周朝进谗言，导致齐哀公被周懿王烹杀。齐哀公是襄公的九世祖。襄公立志为他复仇，占卜结果是凶也不动摇，甚至表示可以为此而死，可见其复仇没有功利目的。

齐襄公灭纪以后还为纪侯的夫人举行葬礼，恩怨分明，光明正大，所以，《春秋经》不是肯定齐襄公是一个贤君，而是肯定他的复仇。

第二件，是在庄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表面意思是说，鲁国（我国）军队与齐国军队交战，鲁国失败了。

为什么说叫做“我”呢？不仅仅是因为孔子是鲁国人，不仅仅是《春秋》采用的主要是鲁国的史书，最关键的原因是，《春秋经》把鲁国假设为“王”所在的地方，开始推行“王道”的“中央”。

所以，在《春秋经》里，其它地方都不说鲁国“败”，而只说是“战”。可是，在这里却忽然改变了“书法（书写方式）”，直接说鲁国失败了。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鲁庄公之父鲁桓公，被齐襄公在酒宴上诱杀，齐桓公即位以后，不仅继承了齐国的荣光，也继承了齐国的怨仇。

齐桓公自然也不可推卸地承担了齐襄公杀鲁桓公的责任，所以，鲁庄公与齐桓公之战是为了复杀父之仇，《春秋》认为这是应该肯定的事，所以虽败犹荣，不必为鲁庄公隐讳此事。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以上所举的这两次战争却是例外，好像都是“义战”。可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历史事实上，都不是真正的“义战”。

历史上确实有这两次战争，而且不是真正的“义战”，《春秋经》为什么说它们是“义战”呢？因为《春秋经》属于“经部”，不属于“史部”，其目的不是为了记录史实，而是借助历史材料，肯定复仇的正义性，并告诉人们国君为祖、为父复仇的原则。

要想知到史实情况，请接近属于“史部”的《左传》，属于“史部”的《国语》、《史记》。事实上，齐襄公和鲁庄公所谓的“复仇”，都是借口，所以，《春秋经》不是肯定齐襄公和鲁庄公。

这里有个原则，就是诸侯国之间可以复仇，即使百世之仇也可以，因为国君是世袭的，因而其国仇也是世代延续的，所以，后代诸侯要对前代的所作所为负责任，大夫则不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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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臣子无辜被君杀，君不认罪臣复仇。当初曾有伍子胥，复仇杀君无罪尤。

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的典型事例，是《春秋》定公四年的伍子胥复仇事件：“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举），楚师败绩。”

“蔡侯”，是指蔡昭公。“吴子”，是指吴王阖闾（合驴）。“及楚人战于伯莒”，是指蔡国和吴国联合，与楚国在伯莒那个地方交战。“楚师败绩”，是指楚国被打败了。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伍子胥的父亲，及其一家人，都被楚平王无辜杀死。伍子胥侥幸逃到吴国，求见吴王阖闾，请阖闾为他复仇。阖闾对他很赞赏，想要为他兴师复仇。

伍子胥认为，吴王“为匹夫兴师”，是不义之事，所以，拒绝了吴王为他出兵复仇的提议。也就是说，个人复仇，是个人的事情，不能劳烦他人为他个人复仇而动兵。

后来，蔡昭公到楚国回见楚国国君。当时，楚国的令尹，看到他的裘皮大衣很美，就向他索要。蔡昭公没有给他，因此，楚国就把蔡昭公拘禁了几年，才把他放回蔡国。

拘数年才被放归，因此发誓伐楚。楚人闻之，兴师伐蔡，蔡求救于吴。伍子胥说：“蔡昭公无罪罪，而楚国无道。吴王如果为中原而忧心，那么，此时可以出兵讨伐楚国。”

于是，吴王派兵去救助蔡国，与蔡国联合，讨伐楚国，打败了楚军。伍子胥带着吴国军队，攻入楚国，终于为父亲和一家人报了仇。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经》在昭公三十年，直书“吴灭徐”，不称“吴子”，还用了“灭”字；定公四年的伍子胥事件之后，仅隔六个字，又书“庚辰，吴入楚”，也不称“吴子”。

为什么唯独在关系到伍子胥复仇的时候，却把楚国国君称为“吴子”呢？这是对吴王的肯定。为什么肯定吴王？因为吴王能为伍子胥复仇。

当然，在历史事实中，吴王阖闾讨伐楚国，不是真正为了给伍子胥复仇。《春秋经》只是借此事肯定伍子胥为父兄无辜被杀而向暴君复仇。

吴王阖闾能够帮助伍子胥复仇，所以，才称之为“吴子”。称之为“子”，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春秋经》里的爵位来说。

孟子说过：“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其中“天子”作为一种爵位，由天授予、臣民拥戴而决定，如果臣民不接受，上天也不会授予。

“公侯伯子男”，在天下有道的情况下，是由“天子”授予。“天子”根据什么授予？根据其功德。《春秋经》对忠厚的爵位，随时根据诸侯的功德而升降。

比如，称《春秋经》中，有时称楚国为“荆”，“荆”只是“州”的名字，不是诸侯国的名字，意味着其君主的功德不足以成为国君；

有时称之为“楚”，意味着其功德可以“有其国”却没有达到封爵的标准；有时称之为“楚子”，意味着楚国国君当时所行之事，其功德符合“子爵”的标准。

吴国国君，自称“吴王”，属于“僭称王”，其实，“楚王”、“越王”，以及战国时期的梁惠王、齐宣王等等，无不是“僭称王”。这些在《春秋经》之中一概不承认。

自身没有“天子”之德，既没有“上天授予”和“臣民拥戴”，也没有“天子”的授予，自己直接自立为王，当然不能名不副实。

所以，在《春秋经》中（不是指历史事实），吴国国君所行之事，无功德可言，则称之为“吴”；因为吴国国君出于正义而帮助伍子胥复仇，其事合德而且有功，因此，称之为“吴子”。

我们再回到“臣子无辜被杀，个人向国君复仇”上来说，也就是说，儒学的原则是，君杀无辜之臣，则后代可以复仇。由此可知，所谓“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违背儒学原则。

《春秋》为什么肯定这种复仇方式呢？首先是公羊家认为，君臣以义合，君使臣以义，臣事君以道，如果君对臣不义也就不能要求臣“义”；更进一步来说，君杀无辜之臣，则君即无道之君，当初的之臣当然可以不以之为君。

其次，父子之间的关系是血缘亲情之至情，是任何其他关系所无法替代的，而且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为基础而政治化的关系，不肯定父子关系也就无法肯定君臣关系，所以，当君臣关系无故破坏了父子关系的时候，子为父而向君复仇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种大复仇说，应该说对君王的权威具有非常大的威胁性，从另一方面来说，又对君王执政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一种道德礼法上的要求。

不过，对个人复君王杀父之仇是有严格限制的，也就是《公羊传》所说的“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推刃之道也”（定公四年）。

也就是说父亲如果是无辜被杀，子女何以复仇，如果是罪有应得，那么就不能复仇，否则便是一味杀戮，不合道义。

《公羊传》又说：“复仇不徐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训），古之道也。”意思是说，复仇的时候，不能采用慢慢折磨地方的方式，因为这不是君子之道；朋友帮助复仇的时候，不能抢在要复仇的人前面出击，更不能代替。这是复仇的正道。

另外，我们还需要多说几句。《春秋经》文中，没有出现伍子胥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复仇”二字。为什么我们在此讲“复仇”呢？

经文没有提到，但是《公羊传》中说到了。《公羊传》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也就是说，吴国国君本来属于缺乏道德礼义的夷狄之国，但是，并非夷狄之君就没有良心和良知。

因为吴国国君因为有良心和良知，所以，对楚平王杀害无辜的伍子胥一家人，对楚国国君欺辱蔡国国君，还能为伍子胥和蔡国主持公道，这也就是“忧中国”的表现。

如果伍子胥一家的被杀，不是无辜，而是罪有应得，那么，伍子胥就不能“复仇”；吴王阖闾如果要帮助伍子胥“复仇”，就是“非正义”之举。

伍子胥一家被楚平王要复仇，是应该的。如果他为了复仇，而直接借用吴国的军队去复仇，也不足以肯定，正因为伍子胥说“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其复仇的方式才不违背正义。

经文没有出现伍子胥之名，是不是我们由此而说“复仇”之义，是否牵强呢？何休在注解《公羊传》的时候说过，因为经文褒阖闾为“吴子”，也就意味着肯定伍子胥复仇。

《春秋经》以及《公羊传》中，都没有说伍子胥回到楚国之后，楚平王已死，伍子胥“鞭平王墓”的行为，意味着不提倡这种方法，也不否定，所以，我们在此也不议论了。

【5】乱臣贼子弑国君，臣子必须讨罪酋。庄姜戴妫送别后，讨贼定国功不朽。

第三类，就是“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蒋庆先生说：“《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有臣弑君者，子弑父者，兄弟弑作为兄长之君者。”

“春秋祸乱连环，其中最惨痛凶逆者莫如弑君，因为弑君以下害上，骨肉相残，使政权的转移不能合理合法地进行，人民要长期遭受政治动乱之苦。”

“但是，在春秋时,周天子已丧失诛伐无道诸侯的公权,弑君者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历史中缺乏最基本的公正。这种情况天理人情均不能容。”

“鉴于此,孔子作《春秋》,把讨伐弑君乱贼的责任交给了臣子,要求臣子为君复仇来制裁篡弑者,以恢复历史的公正。孔子首先在《春秋》中借隐桓之祸表达了这一思想。”

《春秋经》是怎么“借隐桓之祸表达了这一思想”的呢？且看《春秋》隐公十一年所载：“十有（又）一月，壬辰，公薨（轰）。”

在这里，经文只说了鲁隐公“薨”的年月日，看起来非常简单。这样的“书法”之中有什么“微言大义”呢？我们根据《公羊传》来看一看。

《公羊传》解释说：“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意思是说，经文中没有说给鲁隐公下葬，也就是说没有“入土为安”，是因为不想说鲁隐公是被弑而薨的。

为什么不想说呢？因为如果天下有道、邦国有道，像鲁隐公这样不贪求国君权位的君主，就不会被弑。如今竟然被弑，意味着不应该发生却发生了，也就意味着应该讨伐弑君者。

“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也就是说，鲁隐公被弑，臣子却不讨伐弑君的乱臣贼子，那么，这样的臣子也就没有把鲁隐公当做君，没有把自己当做鲁隐公的臣。

国君被弑，弑君的乱臣贼子却没有被讨伐，那么，《春秋经》就不会说到“下葬”之事。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被弑之君即使下葬了，也会“死不瞑目”。

“子沈子曰：‘君弑贼不讨，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

也就是说，如果国君被弑，臣子却没有去讨伐罪人，就根本不配称之为“臣”；如果是父亲被弑，作为儿子却不去为父亲复仇，就根本不配当“儿子”。

鲁隐公被弑，谁是弑君之人？鲁隐公的弟弟，也就是接着隐公成为国君的鲁桓公。鲁隐公的臣子没有讨伐弑君者，鲁隐公的儿子也没有讨伐弑君者，反而立弑君者为国君，意味着臣子、儿子不配做臣子、儿子。

为死者下葬，是活着的人要做的事情。在历史事实上，鲁隐公被下葬了，可是，如此下葬，等于没葬，所以“不书葬”。

由此可知，隐公被贼子所弑，而其臣子不讨贼而为之复仇，相当于隐公无臣或其臣未尽为臣之责，所以只记其死而不记其葬。

这就要求臣子为被乱臣贼子所弑之君复仇，而且把为君复仇看作是为臣之道的关键，是维护人间正义之所必需。

其它的事例，我们不再列举了。我们在回过头来说一说《燕燕》这首诗中，关于卫国夫人庄姜为来自陈国的妾戴妫“送别”的深意。

古语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诛乱臣贼子”的责任和义务，臣子、儿子是首当其冲的。卫桓公被弑，当然要讨伐弑君的州吁。

在州吁还没有得到讨伐的情况下，卫桓公的生身母亲戴妫要永远回到“娘家”陈国，卫桓公的养母卫庄姜去远送，如果不是为了将来讨伐弑君者，也就只是普通的“姐妹之情”。

从“送别”之后，卫庄姜联络卫桓公的臣子石碏（确）、戴妫去得陈国国君的出力相助，终究惩罚了弑君的州吁，从此来说，《燕燕》的“送别”也就非同凡响了。

表面的“姐妹送别”之中的深处，隐含着卫庄姜和戴妫讨伐乱臣贼子、安定卫国、维护正义的壮举奇功，也体现着卫庄姜和戴妫的贤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