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八一讲：QQ群讲座稿：《诗经·魏风·十亩之间》（201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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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来谨据《毛诗诂训传》与《诗序》解《诗经》；尊经尊圣，以经解经，而非鉴赏、评判；以中国解释中国，但用中华传统文辞；读经当怀敬意，故不求趣味，惟愿与志于学、志于仁者同修共勉。文稿已在（121893048）空间日志，欢迎指正，任凭阅览、转贴。】

请先阅读诗序与原文三遍：

诗序：《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音薛）小，民无所居焉。

第一章：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音环）兮。

第二章：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音意）兮，行与子逝兮。

一、题解与诗序讲解：

【1】前一首为《陟岵》，是“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之诗。国民“行役”，本是义务；孝子思亲，本是真情。故《诗序》不言“刺”。然而，魏君治国，有正道而不遵行，为人而不修德，因此而使其本来褊小之国，不仅不能安其民，使远者来，反而“国迫而数侵削”。

国民不怨乎“行役”之义务，但在国君不仁不义之时，“义务”不再是“义务”，反而成为“不义之劳”；治国不遵正道，则国民不安，虽有国民“行役戍边”，亦难免受外国之侵而不断削减国土、削弱国力。当此之时，国民“行役”，徒自劳苦而近乎送死。

国君无仁义之心，则不体恤国民“行役”之劳苦、危亡，不体恤“父母兄弟离散”之情。当此之时，国君往往假借“义务”之名，迫使或诱使国民“行役”，实则乃是迫使国民保其疆土、权势之私，乃是迫使国民“父母兄弟离散”，国民岂能不怨？

继《陟岵》之后，便是此篇《十亩之间》，而《诗序》谓之“刺时”之作，所“刺”之“时”，乃是魏国之时局也。时局如何？“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所谓“削小”，是多次遭受外国“侵犯”而不断削让土地、削弱国力。

所谓“民无所居”，孔颖达先生疏曰：“谓土田狭隘，不足耕垦以居声，非谓无居宅也。”此是从“其国削小”而言。此外，若从国君不遵正道，不仁不义而言，则又可谓国民不能安居乐业，反而生活拮据（音洁居），民心不安。

【2】《魏风》首篇《葛屦（音格聚）》是“刺褊（音贬）”之诗，其所谓“褊小”，是国君虽有功德而得其封地，却因功德小而不足以得封为大国也。若国君能修其德而渐大，建其功而渐大，则周武王、周成王则必能增益其封地。然而，国君未修德建功。

《十亩之间》不言“褊”，而言“削小”，是国君不修德、未建功之必然结果。已有之德不修，则德必日减；既建之功已成过去，仗恃其已成过去之功，而不修其德，使其国民不安，纵然无外国之侵犯，亦必导致日渐“削小”而终至于衰亡。功不可恃也。

所谓“十亩”，谓国民之中每位成年男子有十亩之田也。在西周之时，行《周礼》之法。《周礼》曰：“上地，家百亩；中地，家二百亩；下地，家三百亩。”盖井田之制，以“上地”而言，亦即每位成年男子若所得之田地是上等肥沃者，则可得百亩也。

倘若是中等之田地，则可得二百亩；下等之田地，则可得三百亩。而今之魏国，每位成年男子之所得，惟有十亩而已，且不论是“上地”、“中地”、“下地”。“十亩”者，与“百亩”相比，少九十亩。其田如此之少，则其国民之穷困可知矣。

【3】当初，周武王分封魏国之时，尚未有《周礼》之制，然而，其国虽“褊小”，当不至于每位成年男子仅有“十亩”之田，究竟能有多少，今不可考矣。从“数侵削”而推言之，魏国本自“褊小”，经多次削减之后，方至于“十亩”，可见其削减之甚也。

纵然已经“削小”而至于每位成年男子只有“十亩”之地，国民生活因此而困苦拮据，倘若国君能从此修德建功，体恤民生疾苦，亦非不能得民心，从而使国民渐渐衣食无忧、丰衣足食。何也？有安民之仁心，必想方设法解民之困；民心之安，不在于国之大小、贫富。

当今之新加坡、瑞士，其国土可谓“褊小”，然而，其民非但不穷困，反而富有；其民非但无怨言，反而安宁。以功德而大其国，正道也；以侵战而大其国，邪道也。

二、《十亩之间》讲解：

【1】此诗甚简单，共二章，每章三句，且二章之中重复之字颇多。然而，其意蕴却颇为丰富，不可止于浅见而轻视之。《诗序》谓之“刺时”，然而，言其正而使人知其偏，从而自我纠正，可以谓之“刺”；直言其偏而使人纠偏归于正，亦可谓之“刺”。

诗之原文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若国君有德而行政教，则此为庶民安乐之辞；若国君无德而不体恤民生疾苦，则此为怨刺之辞。正而非阿谀，刺亦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也，“思无邪”也。

“正”与“刺”，相反相成者也。直言其“正”，而使人循正道而行，或自知其偏，是“经”之义也；“刺”其“不正”，而使人自知其偏而归于正，是“解经之法”也。读经者，当以“正”为主，以“刺”为辅。“正”与“刺”，殊途而同归也。

【2】由“正”而言，国君有德，则其国民虽每位成年男子仅仅有十亩之田，劳作于十亩之间，采桑之女知礼义而能防闲，国人知礼义而能安，故能知男女有别，故能从容悠闲，愿与其他采桑之女往来采桑，而且相约同归。

国君有德，则其国民虽每位成年男子仅仅有十亩之田，在劳作之前或之后，采桑之女内心舒适安乐，不急不躁，步伐舒缓，愿与其他采桑之女同往同归，和乐融融。可谓不饥不寒，不知劳作之辛苦，更是无忧无惧。

如此解说，则“十亩之间”是劳作之处，“十亩之外”则是劳作之前或之后于路途之上。劳作者必有男女，而诗中只言及采桑之女，则耕种之男可推而知。一般而言，女子安乐则男子亦能安乐，女子无忧无惧则男子必能守礼。

如此解说，则“闲闲”同时有两义。其一，是“男女有别”而能防闲。“闲”者，本义为门闩，以门闩插门，则内外不通；由此引申，则是“内外有别”；再引申之，则有“男女有别”之义。所谓“男女有别”，谓男女有分工，不淫不乱也。

其二，是“从容悠闲”而无忧无虑。其心安乐，无忧无虑，则劳作虽累而不以为辛苦；国民知礼，则无侵犯争夺，是故，虽女子采桑于外，而无所忧虑，更无所惧怕。以上两义，可以兼取并用，而不必专取其一、舍弃其二。

如此解说，则“泄泄”有舒适安乐之义，亦有心气平和、步伐舒缓之义。劳作之前，能舒适安乐、平和舒缓，是其家庭和睦，且不以劳作为苦差；劳作之后，能舒适安乐、平和舒缓，是不以劳作为苦差，且愿归家与家人相聚也。

“行与子还兮”之“行”，是“即将同行”之义；“子”当指其他采桑知女，亦可以指采桑女之夫，但以前者为佳；“还”之音，可以读作“环”，亦可以读作“旋”，均是“回到所来之处”，此固然是指回家。

“行与子逝兮”之“逝”，从其字之象而言，有“折行”之义。既归其家，又折返而入田，可以谓之“逝”；既入其田，劳作完毕而折返归其家，亦可以谓之“逝”。来往解“泄泄”，可谓在家亦乐，离家劳作亦乐也。

往返于家与田之间，采桑之女无不愿与其他采桑之女为伴，是邻里和谐融洽之象。倘若国民如此，则国不在于大小，亦不在于贫富，而且如此亦必由小而可大、由贫而可富也。一旦国君无德，政教不仁不义，则此诗之解又截然不同矣。

【3】由“刺”而言，国君无德，则国民在“十亩之间”劳作之时，其心必烦怨；采桑之女在采桑之时，因地狭人多而“男女无别”，往来于其间，且国民不知礼义，女子不敢不多家防范，唯恐遭人侵暴伤害；回家之时，亦不敢不结伴而行，或不敢不与丈夫同行。

国君无德，则劳作之前后，人人忧惧烦怨，颓丧不安，精神不振。采桑之女，于采桑之前后，不敢不与人结伴而行，不能不劳作，却终究不见希望。纵然是不得不结伴而行，或者与丈夫同行，而未必邻里和谐、家庭和睦，只是不得不时时防止受侵害而已。

既曰“十亩之间”、“十亩之外”，则兼有男女。《礼记·昏【同婚】义》曰：“男女无别，大乱之道也。”采桑本来是女子之事，或许魏国当时男女皆采桑；耕田种地本是男子之事，或许亦男女皆为之；至于在家，或许男女亦无分工。

男女无别，则男女皆劳苦；白昼父母无人陪伴，幼子无人照顾；进而亦不愿生育子女，更有甚者，或许虽断子绝孙亦不以为忧。男女无别，又无礼义教化，则男女之知廉耻者，不敢不时时防范他人；或多因色生情，而婚姻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乃至淫欲泛滥。

无礼仪教化之时，情欲泛滥成灾，且人人自危，互不相信。何以人人自危？女子唯恐受男子侵害，弱者唯恐受强者侵害，强者又何尝不惧报复？何以互不相信？既无礼义，则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谁敢相信他人？邦国至于如此，则亡无日矣。

如此解说，则“十亩之间”、“十亩之外”，皆是国民怨其国小、田少；“闲闲”则是“男女无别”与相互防范之意；“泄泄”一是“多人之貌”，人多而杂乱也，二是颓废丧气、萎靡不振、毫无希望之意。

如此解说，则“行与子还”、“行与子逝”，其一，皆是不敢不暂且寻找一个或许可靠之人为伴，以防他人侵害，然而，或许可靠却亦未必可靠，不得已而已。其二，或许有采桑之女与人淫乱或私奔，是解“还”为随某男子而回家，解“逝”为与某男子私奔而去。

国君是否有德，关乎政教是否符合正道；政令违背仁义，则国危而民苦，教化违背礼义，则邦国如丛林，庶民如禽兽。由此发挥，则背道而驰者当“还归正道”，“苛政猛于虎”则庶民背井离乡或逃奔他国矣。可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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