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讲座稿143：《论语·颜渊》011（20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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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因喜）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音物）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音止）以异。”}

【1】子张问“崇德，辨惑”，是子张问夫子“何以崇德，何以辨惑”也。德有大小之别，而无高低之分，是故，“崇德”非言“使德行崇高”，乃是“如何崇尚德行”。据《说文解字注》，“崇”为“山大而高”之义，此不取其高，而是取其大。

“崇”、“崧”、“嵩”三字，皆“从山”，且上古往往通用，但因“崇”与“崧”其表音之象不同，其义亦稍有不同。“宗声”言其诚敬而正宗，“松声”言其正直而忠贞。“嵩”为会意字，其本义为高，盖因以“嵩山”为“中岳”，方有“中正”之义焉。

“德”何以不言“高”，而言“大”？人之本性，得之于天，存之于人心，本是人人之所相同而无所隔，无所隔则谓之“天性”、“天真”，以其本可与人人相通，且与天相通，故谓之“大”；后天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亦是修养充实其本性以尽性，即成其“大”。

“大”者，立于大地之上，与天下人人之本性相通而无隔，足以顺承上天之心也。倘若所学所习者非圣贤君子之道，则必有私心私欲；既有私心私欲，则可谓自隔于人，自隔于天，其初生所得之本性因此而被蒙蔽，犹如萎缩，故其德因此而“小”矣。

是故，所谓“崇德”，即如何使自己先天之德不受私心私欲蒙蔽，从而保持其德之大；已有私心私欲者如何除灭私心私欲，从而使先天之德彰显，且日趋于能“尽己之性”，亦能“尽人之性”；进而言之，此所谓“崇德”，亦即如何“受教”、如何“教化”也。

【今晚喝了三杯酒，手不灵活，电脑也不配合，所以，速度比平时慢很多。请理解】【2】如何“崇德”？夫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朱子解曰：“主忠信，则本立，徙义，则日新。”由“受教”而言，即使己心以忠信为主导，莫被私心私欲所蒙蔽，而导致背离忠信；使自身之视听言动无违于义，不被外事外物所奴役。

从“教化”而言，谓用于行教化者，当是载“圣贤君子之道”之经典，如夫子之教惟“文行忠信”，而不宜以一时、一国、一人之“思想”、“理论”、“主张”灌输、塑造；制订与颁行政令，当遵从“道义”、“仁义”、“礼义”、“正义”，而不宜“唯利是图”。

“主”者，“灯中火主也”，其字本是会意字，上之一点为灯之火，下之“王”字乃是从灯之形体变化而来；灯之成用在于其火。引而伸之，人身之行在于其心，人心之正在于其性，是故，心如身之火，性如心之火，是故，当以性主导其心，以心主导其身。

人能尽己之性，然后其心能中；其心能中，可以谓之“忠”。人能尽己之诚，然后其言可信；其言可信，然后能取信于人。人之不忠，人之不信，往往是私心私欲所致；私心私欲蒙蔽本性，则其心不正不善，其言行不诚不直，犹如灯火不明。

【3】“主忠信”为本，君子固当“务本”，然而，犹如树木虽有本，而无榦枝花叶果实，亦不可谓之“成”，是故，“徙义”犹如由本而成末也，然则何以谓之“日新”也？既能“主忠信”矣，一旦遇外事外物而呈现于言行，则必有利害得失；不为利害得失所移，方能成义。

人之义，遵人道以通天道，行人事以担天命，守人心人性以别于禽兽也。人弃人心人性，而等同于禽兽，非人之义也；人违人道弃人事，而妄求如天如地、成仙成佛，亦非人之义也。是故，惟有能遵人道、尽人性，而后可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徙义”之“徙”，从“彳（音赤）”则与道路、行走相关；其右半为双足一前一后之象；是故，“徙”之本义，当是“遵道循路而步步行进”之义；“徙义”谓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遵循“人之义”，如此方为“人之正路”也。

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其所谓“集义”近于“徙义”之义，然而，“集义”不若“徙义”。倘若有一时一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被外事外物所移，则可谓“忠信”未能“主导其身”，反为外事外物所“主导”矣。

大道裂而处士横议，从横议之言而悖道，则“忠信”不能“主导”而不能“徙义”矣；霸道盛行，从霸道而舍弃王道，“以利为利”而不“以义为利”，则“忠信”不能“主导”而不能“徙义”矣；丛林之道横行，弱肉强食，恃强凌弱，无“忠信”可言矣。

【4】“辨惑”之“辨”，辨别正邪、是非、善恶也；辨别于心，虽可形之于言辞，然而非言辞之辩论。辨别于心，并非手持规矩以测圆方，并非以度量衡称量外物，而是由己心辨之。若己心不明不正，则虽辨而难明，乃至颠倒。

《大学》有云：“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辨惑”须“致知”，而“致知”又“在格物”。由不同境界而言“格物、致知”，则有所不同。人之初生也，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此谓“四端”。

“四端”既存，则“格物”在于不使私心私欲掺杂扰乱，其“致知”在于应物之时无妄、无意，由此而可成“正义”。人之既生，后天之习染使其“四端”或有所偏私，或受蒙蔽，其“格物”在于学习正道而去其偏私，其“致知”则在于“求放心”，成“礼义”。

“四端”虽存，而未能“成德”，亦即尚未至于“仁义礼智信”俱全而融通，则其“格物”在于学习圣贤君子之道，修心养性，“存天理，灭人欲”，以成其先天之德，其“致知”在于循“礼义”以成就“仁义”。

由此而上，则是“贤人”趋于“圣人”之道，须修行以成“道义”矣。“正义”可辨正邪，“礼义”可辨是非，“仁义”可辨善恶，“道义”则无不可辨。是故，“崇德”与“辨惑”之中，“崇德”在前。若不“崇德”，虽有“惑”而难“辨”也。

【5】何谓“惑”？《说文解字》曰：“惑，乱也。从心，或声。”因其以“或”为表音之象，故须知“或”为何义。“或”之本义为“邦国”，然而，后借之以为“疑而不定”之辞，而其本义则用“国”字取而代之矣。由此而言，“惑”谓内心混乱，不知如何抉择。

然而，内心混乱、不知如何抉择，是其末，而非本，其本则在于面对多种选择而不知以何辨明其是非、正邪、善恶，若欲知之，则须“格物致知”，进而“诚意正心”，进而“明德养性”，进而“尽性得道”。倘若所学所习者非圣贤君子之道，则不能“格物致知”。

何以谓之“惑”？又何以“辨”之？夫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生死有命，人命关天，是故，人之生死不可随人意而定夺，纵然是君王，亦不例外，如商汤所言：“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

对人之生杀大权，虽秉持于“天子”、“君王”，然而，“天子”、“君王”亦只是执行者，而不可擅自行其生杀大权。无论何人，凭个人之爱好即欲其生，或凭个人之厌恶即欲其死，则可谓不知天人之分际，甚至失去恻隐之心而不知人与禽兽之别矣。

所谓“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者，是爱之之时欲其生，恶之之时欲其死，虽非一时并存“欲其生，欲其死”两者于心，然而，其内心却是不知如何为“人”。何也？当其“欲其生”或“欲其死”之时，皆非由“恻隐之心”、“仁心”而判定。“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6】“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自汉朝之后，皆谓出自《诗经·小雅·我行其野》，然而，《诗经》原文“诚”字作“成”，未闻“成”可以通“诚”者，《毛诗正义》亦未解“成”为“诚”；《论语》之文辞甚为严谨，不宜轻易判为错字。故兹不以为引自《诗经》。

朱子承袭程子之说，径以此二句为“错简”，谓“当在第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齐景公字而误也。”若无确证，不宜随意起疑，故亦不取其说，而作为夫子承上所言，既非引用，亦非错简也。寄望于后世得其确证以定之。

“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者，据上文所言，以及此二句之文，盖其义谓：诚然，能“崇德”、“辨惑”者，未必可以凭此而获得财富，亦只是凭此而有所不同。为何有所不同？能“崇德”、“辨惑”者，则能“明德知道”；不然，则或随意妄行，或蒙昧终生。

此二句中之“以”，与《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以”用法相同，皆为“因此”、“凭此”之义。圣贤君子无意于求富贵，但不可不“崇德、辨惑”。能“崇德”，方能“下学而上达”；能“辨惑”，方能“修齐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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